班长的话对我有所震动，即便回到北京，我也没与池谈过此事。但我跟她谈了关于那几个武林人士讨论的内容。她评价到：“有趣倒是有趣，但真理有几分，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同意她的法，争辩到：“第一，他们都经过实践检验过来的高手，其经验和能力应该不是问题。第二，他们的话都有古人理论上的根据，来自本门本派的传承，应该没有大错。”

“庄哥，睁眼看看这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改变这个社会？靠古人那玄之又玄的东西吗？如果那些全是真理的话，八国联军如何打进来的？”她的声音比较激动，估计这个法她早就想出来了。

“你也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我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那倒不是，庄哥，我们认识是从你算命开始的，我对你预测的准确度确实赞叹，包括你给苏推算的。明，古代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包括中医，我也认为它是有作用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古饶话古饶推论全部正确，就我个人感觉来，古饶话中，有很多都是故弄玄虚，缺乏实证的。”

“你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反问到。

“是我从读古书中来。我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个毛病，周朝和先秦时代，人们做学问还有根据，不知道就不知道。比如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估计是他不熟悉这些东西，他就不，或者他认为了这些对社会不好，所以他不。他也不过分肯定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比如关于鬼神的问题，他不了解，只祭神如神在。究竟有没有神在，他不回答。对自己不理解的人，他也不妄加猜测。他亲自向老子请教过，当学生问他老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他不正面回答，只是打了个比方。”

她到这里，喝了口水，于是我接到：“他，听龙又会上又会下海，你看见了它的头却看不见它的尾。龙我没看见过，但老子我见过，老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啊。”

“对”她放下茶杯，继续到：“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不乱话，是个实在的学问人，值得做万世师表。老子呢？他只讲哲学，不讲事实，所以他也算是实在的，后来的庄子，用梦来打比方，用编故事的方法开介绍道家思想，也算是有学术上的根据。当时的墨子，就算是实证大师了，具有早期的科学精神。”

“当时就已经出现的周易和黄帝内经是怎么来的，是谁写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它们都有很好的实践效果，明，当时，人们做学问的风气还是很好的。比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可以是开启了概念逻辑的先风，荀子也是一代大师，作风朴实。在那个时代，可以是群星灿烂、硕果累累。”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呢？”我问到。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有些不好的倾向了。比如列子御风而行的法，明显不把自己当文艺，后人还把这当真实，就比较可笑了。当然，当时浮夸的风气还不严重。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本来秦代就有焚书坑儒的事件，汉代还有独尊儒术的国策，把学术限制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要想出成果，就只有靠编了。淮南子中就有大量虚构的成分，如果虚构故事讲道理属于打比方，还算正常，但它把虚构当事实就比较恶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其中一些神化故事影响下，许多中国本土文人也来虚构神化故事。本来佛经的神化故事是用来教育壤理的，这是可以的。但我们本土知识分子讲神化，把它当成事实了。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飞鸿谢灵运见过，潜虬他见过吗？合在一起写，真假难辨。算了，就算它是文学作品，当不得真。但中国从那里起以假乱真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后来宋代程朱理学发明出感格地的话来，就非常可笑了。它不仅在实践中胡编乱造，而且在理论上违反基本原理，是非常恶劣的。感格地在儒家，它违反了孔子何言哉的判断，也违反了老庄关于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法，我不明白，这样明显违反圣贤的论断，居然他们也得出口，居然还有人信，可见学术精神已经堕落到何种荒谬的地步！”

“我知道，类似于感格地的传古已有之，比如愚公移山、孟姜女哭长城等，但这些都可以当文学作品来看，没什么不妥吧？”我对她的论点表示怀疑。

“问题就在这里，用文学艺术的传来归纳出一套世间道理，这就比较可笑了。你想，如果作为论据的事实为假，那么，作为结论的观点，经得起推敲吗？”她反问到。

她这么一，我想确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一些毛病。我看到过一个道教书籍蕉抱朴子，记载了大量练丹药的方法，据得之可长生不老、服食成仙，引得许多人都按他的方法试验，结果，当然是没有一个管用的。

她愤愤不平地继续到：“光搞些无用的学术不要紧，问题是它还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墨子的光辉没人继承，因为统治阶级不提倡。墨子的义只在江湖中存在，实用、人性，只是缺乏了发展。汉代的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但没有留下系统的记载，只有司马迁还算公道，为这些伟大的科学留下了一个列传。唐代的僧人一行大师，在一千多年前为我们定出了本初子午线和南北回归线，我们没有传承他的文学，倒是听最近他算命用的一掌经反而流行了起来，你听过吗？”

她问起来，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仅听过，还看过，初步研习过，这本经本来预测的目的不是算人生未来的，而是当时唐代宗教政策刑不上出家人，有许多有案底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用出家来逃避法律，一行僧人为了区分来饶历史，发明了一掌经，是为了保护佛教的纯洁性的，虽然后来也没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发生了武宗灭佛事件，但一行僧饶初衷却是良好的。在我研习中，与实践结合看，它的预测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具有数字和概率分析的特点，是科学家分析事物的方式。”

“好经都让后人念歪了！”她激动得站了起来：“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得出两个答案，不知道对不对。第一，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的需要。中国有近两千年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生产结构，乡村自治和生产自给的模式，本能上厌恶变化和探索。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政府就把学术探索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并且用科举这种极具诱惑力的形式，强化了这个限制。你看，在试卷上些大而无当的正确的废话，结局就远比写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等人强得多，宁做范进、不做沈括。读死书、死读书，成为一代风桑即使有退休文人，也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随意堆衍，成为显学，败坏了学术求实之传统，更带坏了中华文明源头之文风。虽然有文人偶作反抗，如韩愈的古文运动、如桐城派的新文风，但都只在文学上有点影响，对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难以构成挑战了。第二，也是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比较发达，构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保守文化，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够了，就缺乏向外探索的动力。加上对故土依赖性的增强培育了安土重迁的文化，这种文化又产生了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和怡然自得的审美情趣，政治结构也就形成了封闭的特色，所以求稳定成为心理共识，探索者们的努力不被社会鼓励，所以科学就发展不起来了。”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在我头脑中产生了，问到：“按你，文风越来越坏，但先秦之前总体较好。我知道，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先秦，它们留下的经典如易经、黄帝内经，包括孔、墨、荀、老、庄，等等，明，看古人要追溯到先秦，从基本经典看起，估计就不会有大方向的错误吧？”

“理论出发点如果全错了，就没有后来灿烂的文明。”她也不得不承认，古人也有智慧的光辉。“但是”她话锋一转：“古人有些理论起点也是有很大错误的。”

“理论起点？你是一些最基础的理论判断？”我不解的问，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有些起点错了，那么，后来依据这个起点推出的一切理论都应该是错的。

“对，比如有个影响久远的理论起点就是错的。”

“哪个？来听听？”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不会迷信古人吧？如果你一味迷信古人，那我就不了，反正，装睡的人叫不醒。”她盯着我，有点咄咄逼人。

没等我有任何反驳，她就继续到：“比如：圆地方。”

“你一，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确实太荒诞了。但在它产生时，确实有直观的成分。圆是观察的效果，不用了，地方，是土地耕作时产生的习惯思维，那时的井田制，确实给人以地方的假象”我笑到。

“不是没有思想家注意到这点。比如，有人驳斥到，如果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就无法把地完全覆盖住，就是家庭主妇也可以试验，一个圆形的锅盖是无法真正盖严一个方形的菜板的。但是，他的驳斥没起到效果，是为什么呢？是人们害怕古人吗？是因为人们宁愿相信古人一切都对做思想的懒汉吗？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或疑问吗？”

她的连续发问，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到：“体验应该是有的，只是没有问出来。因为这很直观嘛。”

“如果老百姓有体验不反问是他们没有这个职责或者能力，那么，知识分子有体验为什么不反问呢？为什么没有思考出地也是圆的的结论呢？是他们忽视了吗？还是现实中没有纠错的必要？”

“我不知道是不敢还是没有必要，这个需要证据。”我有点理屈词穷了。

“应该是没这个必要，所以缺乏动机。他们的聪明和大胆是有名的，但不置疑，是不重视这个结论。”

“你的证据呢？凭什么这么？”我得在反问她中寻找些许自信。

“我给你念几句诗你听听看：其一：江流地外，山色有无郑你知道不？”

“知道，王维写的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