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式时，不止奥匈一个国家打着他的主意。土耳其邻国保加利亚也打算，借助这次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自己的计划。

在1877～1878年最后一次俄土战争后，土耳其失败后，巴尔干山脉北部地区成立保加利亚公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也在这一时间建立起来的。在1885年南北保加利亚合并，实现统一。

在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和俄国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当时俄国的巴尔干政策则由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制定，伊格纳季耶夫的方案是通过扶持与俄国几乎同文同种的保加利亚，逐步将保加利亚变为俄国在巴尔干的据点，这样进可联结塞尔维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威胁奥匈帝国的核心区域，退可快速压迫君士坦丁堡，斩断鄂图曼土耳其的咽喉。

可以说这一时期俄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已经调整到了全力扶持保加利亚上，当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由于多布罗加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龃龉时，俄国甚至不惜站在保加利亚一边，从而将同样信奉东正教的罗马尼亚推到了奥匈帝国的阵营。

但保加利亚并未对俄国的热情投桃报李，在保加利亚人看来，尽管俄国老大哥确实为解放保加利亚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是独立后的保加利亚无处不在，又时时干涉保国内政的俄国顾问与驻军，只让保加利亚人感到不适。

最讽刺的是，帮助保加利亚制定新宪法的俄国专家，都是在俄国国内颇不得意的西方派。这些专家为保加利亚设计的是，一个在俄国根本无法实现的，高度现代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有了这个政体的保加利亚人反过来，具备了对尚处在绝对**下的俄国的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

更糟糕的是，俄国人为保加利亚挑选的德裔国王亚历山大，并未成为俄国人想象中的傀儡。亚历山大快速掌握了保加利亚语，皈依东正教。并逐步得到了保加利亚政治精英的拥护，成为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寄托。

而亚历山大国王的母国德国也利用这层天然联系，分化联结保加利亚的政治精英，使得一个以亚历山大国王为纽带的德国政客-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反俄同盟得以实现。面对保加利亚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俄国的做法可谓简单粗暴，加大政治控制与军事压力的同时，策动保加利亚亲俄军官团发动政变推翻亚历山大国王。

这种蛮横粗暴的做法激起了保加利亚朝野的极大愤慨，最终，1886年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保加利亚驱逐了所有的俄国顾问与驻军，倒向了德奥一方。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苦心经营的巴尔干战线化为乌有，而本来已经近在咫尺的海峡也一下子又变得遥不可及。

在1886年后负责掌管巴尔干事务的伊兹沃利斯基，便开始积极发挥个人的影响力，重塑俄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加上保加利亚人给俄国有太多的牵连，也慢慢的被影响回去，在1908年时保加利亚还是偏向了俄国。

“现在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我们的机会，保加利亚不需要有个名义的宗主。而且在土耳其我们许多族人正在被他们欺辱压迫，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保加利亚外长斯蒂芬·乌罗斯述说着自己的心声。

斯蒂芬·乌罗斯是一个大保加利亚的支持者，现在保加利亚国内大部分人都有着这种情节。

‘大保加利亚’是一种保加利亚民族统一主义思想，旨在恢复保加利亚的历史最大疆域。包括了多瑙河到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平原、南北多布罗加、索菲亚地区、皮罗特、弗拉涅、北色雷斯、东色雷斯部分地区、马其顿等地区。

“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借助。”首相亚历山大·马林诺夫对外长说着。

首相说的事情是在8月2日，土耳其外交大臣在家里举行午宴，没有邀请保加利亚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代表。被这位自尊心强烈的外交代表认为是受到了侮辱，将这一情况对保加利亚国内进行了报告。这让首相亚历山大·马林诺夫如获至宝，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重臣们商议的时候，保加利亚大公费迪南一世也没有闲着，他在维也纳对奥匈进行秘密访问。由于1903年支持的“马其顿—亚德里安堡最高委员会”（简称“最高委员会”），在马其顿西南部和色雷斯东部发动的起义失败。让费迪南大公觉得需要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才能将上述地方纳入自己的国土。

大公将目光对准了奥匈，希望能够得到奥匈帝国的支持。如果能够得到对巴尔干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列强其中一个支持（俄国也不会反对），那么费迪南大公的梦想将很有机会变成现实。

1903年8月2日，“最高委员会”在马其顿西南部和色雷斯东部发动了起义，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希腊人组成的联合起义军攻下了一些城市，但是他们遭到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殊死抵抗，不久就再度被土耳其的“巴希—巴佐克”压制下去。

这一次，土耳其政府决心让保加利亚居民在色雷斯和亚德里安堡绝迹，因为这里离帝国首都实在太近了。几百个保加利亚村庄遭到洗劫和焚毁，五千多人被杀害，七万多人流离失所，三万多人逃往保加利亚本土避难。

令人头疼的是，除了“内部革命组织”的起义军和土耳其武装外，周围的邻国也趁乱派来了武装人员，这些部队杀起异族基督徒来比土耳其人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