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走上前，低声道：“下面官员争吵，朝廷脸面无光。左右无事，不如我过去看一看，帮着他们重新分配一下，各村公平，也没这么多争端了。”

杜中宵道：“这一次是我们刚好在这里，可以帮他们，以后呢？管着十个村子，这种日常争端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能管几次？这次是修路，过几天还有挖渠，以后还有放水浇地，管得过来吗？做到这个位子，就要学会这些事。糊弄一次，还能糊弄一辈子？”

苏颂道：“这也怪不了两位指挥使，他们以前属下厢军拉纤，现在来种地，不会也平常。官是朝廷封的，总不能不做。”

杜中宵摇了摇头：“朝廷封官，也没让他们做一辈子。一月以前，我就命各指挥使和都头，自觉得管不了属下村庄，及时报营田务衙门，另外安排职事。官阶不变，俸禄不变。结果呢？只有一个都头两个副都头自愿改了职事，现在青台镇做得好好的。哼，剩下的这些，自觉这个官做着简单，而且管着这么多地，这么多人户，好大威风，好大油水，就是不肯走！他们既然不走，就要把事情做事好好的！”

苏颂叹了口气，心中觉得杜中宵过于急了，实在有些不妥。

急吗？当然急。带着两万人户到唐州来营田，是做榜样摸索经验的。几个月后，陆陆续续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营田范围还要扩展到其他州军。杜中宵选这个五个营做模范村庄，就是要摸索出经验来，形成制度，以后推广到其他地方去。到冬天天下州县都会编条例，由朝廷统一汇集成册，营田务也不例外。有了制度约束，后面的事情就会顺利许多。

以前的印象，凡是古代社会都是人治，凡事由当官的说了算，实际远不是如此。以现在来论，中书有中书条例，枢密院有枢密院条例，三司有三司条例，一州一县还有自己的条例，朝廷汇总称之为州县条例，实际上就是地方法规。手下一堆官员大字不识，营田务怎么编自己的条例。

军营里面，文书之类的工作是由吏人负责的，长官只要会签字画押就行了。朝廷对官员的定位，是能带兵打仗。甚至有的一路之帅，都大字不识。便如后世大名鼎鼎的杨延昭，杨家将的传奇人物，据说就不识字。后果就是手中不少权力交给亲信吏人，当然也少不了被他们坑。

现在地方，难道还要给村长里长配吏人伺候着？那样营田务的很多工作都推行不下去。既然工作由吏人来做，为什么不直接让吏人管？干吗要叠床架屋呢？随着一切走上正轨，基层官员要大量撤换，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杜中宵想让这些人自己离开，把官位让出来，乡保之类的职位吏人化。可偏偏就有不少营都两级的官员，舍不得手中的权力，不肯离开，杜中宵怎么可能帮他们和稀泥。

上级怎么夺下级的权？直接用事权财权硬压，搞得剑拔弩张，这样做太低级了，对自己也不利。最简单的做法，是让更下一级把人赶走。这是权术，杜中宵不喜欢用，现在却不得不用。

庞都头信心起来，发展到跟上司硬抗，本就是杜中宵希望看到的。自己人在这里，不说话就是一种态度。孙指挥使和秦副指挥使这些人，做不了这份职事，拿不了这份钱粮，赶紧走了好换人。

用中下层官员把上层官员架空夺权，是太宗时候控制禁军兵权的手段，即所谓的上下相制。几十年过去，禁军的军官升迁，低到指挥使这种基层军官，都是皇帝本人直接决定的。大宋皇权控制军权，并不是靠枢密院和三衙，而是直接控制军官。这种模式，有些类似于后世某位用校长身份掌军权，从基层军官起，就是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提拔，一直保留有沟通渠道。

进士是天子门生，其实只是名义上，真正的天子门生是禁军的各级军官。他们被选入禁军，再逐级挑选，到上四军，到诸班直，最后围绕在皇帝身边。最后引对演武，被挑选出来做基层军官，派到外面带兵打仗。如果立了军功，有皇帝本人做他们的后盾，升迁飞速。大宋最高级别的统军大将，就是这么两类人，一是外戚和武将世家勋贵，二是从小兵被皇帝选出来，亲手一步一步提起来的。

这种做法对军队的危害很大，会直接侵蚀军队的战斗力，典型的就是胜者不赏，败者不罚，赏罚不均。前线军令不行，见功就抢，有难就退，前线帅臣指挥不易。

杜中宵熟悉的两个人，张岊是地方出身，靠着勇武军功而升，现在做到钤辖。狄青与他类似，西北军功实际比不过张岊，现在已是一路帅臣，估摸着快要做到枢密使了。王凯则位于两人之间，出身将门勋贵，但由地方系统升起来，做到管军大将。

狄青是后来证明了能打的，还有一大堆跟他类似不能打的呢。

杜中宵对上下相制的危害一清二楚，他也不想用这种办法来治理营田务，只是现在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罢了。所以现在庞都头和孙指挥使闹矛盾，杜中宵不吭声，压着不许指挥使迫害都头，就是要让更基层的官员争取公平，把不称职的官员逼走。他当然不能直接参与进去，更加不能出面支持庞都头。那就犯了拉拢基层军官控制中层军官的毛病，成了夺权而不是为了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