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莎莉文所说的——只有当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才能追求其他事物的满足。对此我深有体会。

心中没有安全基地的人常常会陷入心理危机之中，需要即时的心理危机急救。不得不说我的最大痛苦之一就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当然每次痛苦来临都是有诱因的。

有的是生理期刺激，有的是创伤闪回，有的是人际问题，有的是其他的事情。总之它来的时候犹如山崩海啸，将我伤害得支离破碎。我会陷入巨大的空虚恐慌之中，我想要通过毁灭我的肉体来消灭我的痛苦。

每当此时，我太需要有个人来帮我度过危机了，否则我会死去。我需要打电话，我需要有一个我比较信得过的人听我诉说我的痛苦，我需要他能给我一个倾倒痛苦情绪的地方，我需要他能给我一点安慰，我需要借助他让自己渐渐平静下来。

只要我平静下来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就不会再想要去自杀，我就安全了，我就又可以继续生活了。

几年前这种情绪爆发经常出现，以至于我真的把能拨的电话号码当成了急救电话。至今我都还深深地感谢那些愿意接我电话、深受我骚扰的人。

每当痛苦袭来，我最渴望的就是和我的医生联系，然而很快，这就成了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梦，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无法超越，即使是分秒即达的信息或者电话都无法实现——此路不通。

对此我深感痛苦无奈，也曾有过不满怨恨。但是我渐渐的也能理解，谁也受不了频繁的强大负能量的侵扰，更何况很是繁忙的他呢。

另外他是医生，他明白他的情绪急救并不能把我从周而复始的情绪危机的深渊中救出来，弄不好在症状的次级获益的作用下还会增加我发作的频率。

他对我的不理或者限制，在我经受了无数次的痛苦之后，我也能理解了，情绪急救根本无法彻底解决我的问题。我也明白这是对他自己最好的保护，不让我伤到他。

一个人做出保护自己安全的选择有错吗？没错，既然没错，我又凭什么不满呢？我不懂得保护自己，难道还要别人也放弃保护自己吗？如果那样，我是不是也太可恶了点。既然自己如此可恶，又怎能怪别人厌恶我呢？

到底，该改变的是我自己，我需要依靠我自己的力量来拯救我自己，而不能再依赖哪个电话号码了。

谁的电话也不可能永远为我开着，谁也不可能有时间随叫随到，谁也不可能没有限制地接听电话。如果有，那也要省着点用吧。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真的跑光了，那就真没了。

随着这几年的心理治疗的进展，以及我对自己情绪的观察、理解、处理，我的情绪危机爆发的频率逐渐下降了，当然现在还有，并没有完全消除。

即使是现在此刻，我心中仍有打电话的冲动，可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可打了。写一写吧，都写出来了就好了。

我的医生对我的限制，让我很痛苦，让我也没有了心理上的安全感，让我感到了恐慌，让我产生了严重的退行。我曾无数次对此表示抗议，希望他能取消这种无情的限制，包括昨天晚上我还在哭诉，痛得太狠了。

在感性的认知下，我觉得他不该这样对我。然而当理性认知占据上风的时候，我对他的做法也还是认同的。

他做到了南希所说的：“当治疗师武断地限制，来访者可能会因为治疗间隔不够短，或者治疗时间不够长，而难以获得安全感。

在这种条件下，治疗师最好努力向来访者传达对他不安全感的理解和接纳，鼓励他自由、充分地表达不信任和焦虑的感受，并避免将病人的警告和怀疑当做针对自己的。”

冷玉写于2016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