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崩地裂之时，不死不隐不走，居然还风光无限。

对百姓如同地狱一般的惨状生活，无半句表进言，只管当他们的“衍圣公”。

报纸连续对孔子后代进行着抨击批判，代表皇帝意志的《大明论坛》敢这做，背后的含意显而易见。

先行发动舆论攻势，一向是皇帝的招数。皇帝的意思既然已经明确，又有哪些人敢于逆风而，触怒万岁？

当代衍圣公孔衍植终于坐不住了，表自辩。但皇帝并未回复，而是押下不提。

满朝文武并没有敢于为孔衍植进言分辩的，事实俱在，皇帝又没有要推倒孔圣，只是对于其后人的不满。

相对于对孔家后人的口诛笔伐，皇帝还拿出钱，整修了文庙，可谓是恩威并施。

终于，孔衍植疏请辞。皇帝这回倒是痛快，很快就允准批复。

衍圣公称号被取消，孔衍植改封成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至此，沿袭了六七百年的铁饭碗，衍圣公宣告结束。

目的达到，皇帝在报纸登载了文章，名为“为国为民，永世流传”，算是给此次的打压孔家划了句号。

孔圣是孔圣，后人是后人。秦桧千古骂名，其孙却抗金壮烈；范仲淹万世景仰，后代却有范文程这个大汉奸。

皇帝借此文章，也表露了喜好和心迹。为国做贡献、共休戚，为民谋福祉，这样的人，这样的官儿，才是朝廷需要的，要大力倡导的。

否则，不管你祖有多荣光，也不会允许你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享受。

“万岁——”致仕后回到河南老家的袁可立摇头苦笑，对这个皇帝学生的所作所为既是无语，也是习惯了。

总有离经叛道的举动，却又思虑周到，不管是时机，还是理由，都拿捏得极好。

放下手中的报纸，袁可立转头对着管家问道：“采购的粮食如何了，什么时候能够运到？”

管家赶忙躬身道：“回老爷，按照行程算，应该岸了。具体的日子，老奴也说不好。”

停顿了一下，管家又补充道：“是长江商会承运的，信誉很好。再者，他们也不敢敷衍相爷。”

哼，袁可立轻轻拍了下桌案，说道：“说过两次了，不许再称相爷。”

“是，是。”管家赶忙陪笑道：“老爷息怒。”

袁可立摆了摆手，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面的花圃，慨叹道：“大灾害果然被万岁料中，数省闹灾，万岁要维持国家稳定，着实不易啊！”

管家用力点头，说道：“不是还有象老爷这样忧国忧民的，同舟共济，总是能渡过艰难时候的。”

袁可立摇了摇头，说道：“领着朝廷俸禄，再不尽些微薄之力，良心难安。何况，又是为了乡梓。算不谋福祉，只是让他们得一温饱罢了。”

历史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但大自然却还依着原来的轨迹在发展，呈现着大灾害的威力。

天启七年，陕西北部大旱；

天启十年，陕西全省大旱；

天启十一年，河南大旱；

天启十二年，山西大旱；

旱区自东向南推进，老的旱区在持续，新的旱区每一年都在出现。

朝廷在全力赈灾，各地官府也继续运粮储粮。有湄公省，有江南，还有新占的缅地，以及从海外各地搜购的粮食，只要能运到灾区，就不致出现大的动乱。

也就是说，粮食有，主要还是在运输比较困难。海运到直沽，河运走长江，陆路则采取接力运输，民伕基本不出省。

除了朝廷，官绅地主商贾也被动员起来，加入到购粮储粮的行动中。皇帝发了话，可以让他们从中赚些利润，但要严格控制幅度。

也就是说，你贩卖粮食可以赚钱，但哄抬物价，或是囤积居奇，那就是违法犯罪，严惩不贷。

政府、民间共同行动，抗击天灾，已经成了共识。在皇帝的积威之下，谁敢触霉头，砍头、流放等着你。

接连的旱灾，使得长江水运成为了运粮的主要方式。

长江商会因此而受到朝廷的重点扶持和嘉奖，赚钱固然重要，但长江商会的几个首脑人物看中的更是社会地位，以及更光明的前途。

继吕宋总督之后，坤甸总督颜思齐也走马任，淡巴锡领主林天生也得到了朝廷的任命。

长江商会虽然是内地业务，但与海商总会也有联系，他们同样也盯了海外的基业，积极地投资到“华夏龙腾”公司。

手中握有巨财，却被盐政改革断了财路的盐商，也开始转移目光，把钱财投入进去，想着捞个领主或总督当当。

尽管大灾害在持续，可大明帝国内部的活跃程度，却更胜从前。资金、人员的流动活跃起来，极大地缓解了底层百姓的困难。

移民工作一直在有序地进行，以“耕者有其田”为号召，东北、东番、海南、湄公、前套等地区，不断吸纳着迁徙的百姓，加快着开发建设。

灾区的以工代赈继续施行，道路桥梁、水利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大规模的板轨铁路的铺设，使得灾区百姓有活儿干有饭吃，社会也因此而能保持稳定。

而如此种种，在历史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不是皇帝未雨绸缪，不是硬性地下旨布置，难以想象数省大灾的混乱，以及社会的动荡。

因此，在大灾害如期而至且愈演愈烈时，皇帝的威望却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同样，地方官员的表现，也在大灾害时期得到了考察。能员干吏涌现出来，庸碌之辈则被罢黜惩治。

而且，即便在全力应对大灾害的时候，皇帝的扩张计划也没有中断和停止。转嫁矛盾、掠夺财富，成为了缓解大灾害的有效手段。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西南土司们又要发起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这次，他们的目标确定在了南亚的天竺。

之前朝廷便给出了指导，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西南土司们不经过实地考察，也不敢轻易相信天竺是朝廷所描述的“财多人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