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6日之后，谁也无法对主权国家如此发号施令，从前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但却是他敌人的做法，人类难道竞如此健忘吗？”

李广元明白，过去的结束了，他不间断地慢慢地、逐字逐句读完那个家伙的讲话。

那个家伙煽动：“我们不能容忍实力的微弱优势。从我与那些人的接触来看，我相信，他们首先对实力感到高兴，与他们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所有英语国家以及所有的关系。”

他明白，延安不会沉默。显然，答复将是激烈的，那家伙知道该怎么办，他已摸清了一号首长的性格。看起来，采取行动之前，他已仔细估计了可能受到的异议。仅仅一年以前，他还同这个人平起平坐，他曾经是大三角的一员，他们之间坐在一起开会，当时身边还有另一个大人物。

就在1942年3月的这一天，刚刚扔掉双拐的李广元走在城里边。他明白，现在返回祖国成了一个他从前绝没想到的难题。

当时，在1943年春季多雨的日子，他萌生了走投无路的可怕感觉：他在假定，与他为之贡献了整个一生的理想相反，向祖国进攻的极右翼力量在表态，他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头子在搜捕时从家中逃走，这是个极端仇恨共产主义的家伙，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重新在公园聚众集会。李广元明白，那些公开向汪未经屈膝的手下的人可能会露面，宣布这项祖国所不能接受的强大计划。此人曾被汪未经视为可恨的敌人，并且为战胜自己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对李广元来说，这是十分羞辱和苦涩的。他从积攒下来的零钱中数出10个铜板，走进离大使馆不远的一家酒楼，叫了一碗茴香酒，他一杯接一怀，一口气喝光了。他醉醺醺艰难地回到八个月前，那边人安排他住进去的寄宿旅馆。他觉得心里凉冰冰沧的，他一动不动，好像又感到5月1日子弹击中胸腹部时袭来的疼痛

“走吗？”那个人问。

“当然。”

“我定得快吗？”那家伙继续说：“我可以走一些。”

“好吧，”李广元说，“最好慢一些。”

强烈的阳光透过保温的固定木质百叶窗，黄色的光线划破了房间内的昏暗，这光线有如镜子的内在本质，对真实作出的僵硬的反映总是冷冰冰的。

常凯申久久注视着光线在房间里缓慢地、几乎不易觉察但同时又不可阻止地移动。屋里摆着巨大的红木桌子，靠在灰色大理石壁炉附近，另外有摆满书籍的书架。

他不慌不忙从宽大低矮的沙发站起来，无力地享受着寂静。听到巴伐利亚产闹钟的布谷鸟的叫声，常凯申微微一笑(这原是地方行政长官赠送的，早在1937年他就把它带出国外处派他来到这里，打入这里。)，布谷鸟在畅快地宣布时光在流逝。

常凯申到了这边以后，登河岸，默默地与自己的同行者握手，然后坐等着他的汽车。车子把他送到海南岛的一个山坳里的隐秘庄园。起初，常凯申无法入睡；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两个小时。此后捡喝了一杯浓烈的当地果酒。酒有很多，都是海南当地黎族酿造的，这座三层楼的别墅的巨大地窖里放满了酒瓶。

他时常感到紧张，因为公路离住宅只有两公里远。在内他巳习惯围墙和哨兵，可这里没有，一种毫无保护的感觉。常凯申经常在等一些穿制服的人赶来，问道：“战犯常凯申躲在什么地方？”尽管他持有新加坡公民的护照，尽管他的值得信赖的接头人使他相信，这里毫无危险。这边的人是绝对友好的，尽管还有很多人在追踪他，迫使他的国家对他发出逮捕令。常凯申坐立不安。躺下睡觉时，他把手枪和手榴弹藏在枕头下面，但还是无法入睡。他仔细倾听远处汽车驶过时的轰鸣。

“嗨，”他最后说，“您把我送往内地时间拖得太久了。我明白，人们在尽可能详细地准备行动，您为什么不把我当作彻头彻尾抵什么也不能做的疯子送到汽车无法通行的地方。

“哎呀，老领导。”他的手下微微一笑，“安静地休息吧(手下从不提常凯申从前的名或姓，也不提他近些年来听惯的官职。“分队长”的称谓已经不需要了。有时还觉得缺少些服装，要么没有领带；要么穿不袜子)，我们十分爱护您”手下接着说，“要避免去冒不可预测的风险，眼下正在进行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侦察。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把最尊敬的客人分散到各地，必须严格按比例分配领导人、中级人士和普通工作人员。在此之后我们认为必须请您时间去检查身体，在您要去的地方向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要是有必要作一下透视，进行仔细分析和医生出色的会诊呢？近几个月承受的重负不会马产生影响的，可能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我假设您的血压会急剧变化，所有这一切最好集中在这里，离中心不远的地方熟悉一下自己的新名字，学习一下当地的方言。我向您推荐我的两个年轻朋友，他们完全听您支配，睡觉、游泳、散步如果不是坚信您绝对安全，我绝不会斗胆说这种话。”

近些年来，常凯申已经习惯于别人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学会了在周围人的眼暗中发现去满足他任何古怪念头的欲望，坚信只有他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采取行动。常凯申十分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新地位，他必须等待不知什么人下达的命令，严格按时间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就在挂在小院里棕搁树的锣响亮地敲响的时候，同时他必须在桌旁同主人以及两个同时负贵警卫的“教师”交谈。他们专心致志，十分殷勤，沉默寡言，但没有常凯申心中喜欢的奴性，这种奴性表现在国内保证他的安全，为他做饭、收拾住宅和开车的人身。人们对此习惯得很快，要忘掉却要很长时间。

“什么是另一块大陆，”常凯申打量着两个沉默的壮汉，心事重重地想，“什么叫别离故土？是的。国人，当然是国人，不是新加坡籍的中国人，这里的环境已在他们身留下了痕迹。他们不听我讲完就张口说话，穿着短袖衬衣、难看的牛仔裤，好像一群放猪的人。他们在游泳池中追逐打闹，哈哈大笑，他们不明白这可能打断我的思路，甚至使我生气。不，在家绝不会有这种事，还是故乡有规矩，异乡他方就是散漫，在有钱人家，甚至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也巳不再崇尚传统，这真是不幸。”

“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想到，“这种看法与我们的理论相矛盾，按照汪未经的观点，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无论他居住在何处，在哪里受教育，血统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故土。”常凯申又想到，“这里是另一处根基，即使是华夏血统。这是什么样的根基？令人费解，无稽之谈。沙石或是粘土。这里的广播节目不同，舞曲连续不断，甚至连我也想随着舞曲的节奏踏看拍子。这里的饮食不同。在内地我根本不吃这种肉．桌摆几瓶。酒，象喝水一样在人际关系总是带有矫柔造作感，这可不是五度的啤酒，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看武汉，重庆的报纸，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为邻，向他们问候，在他们的商店购物，交换信息，不断四处扩散，初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这种接触带来的分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百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