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工厂放假前夕，按这个城市特色每个老板都会和管理人员谈一次话，不管劳动合同到期没到期，都要问问明年还回不回来。

大老板是工厂的创始人，他从社会底层办厂一步步发家致富，他理解工人的想法。对于今年儿子儿媳在厂里做的事情，他能想到工人们有意见。

用他自己常说的话，当老板的对工人不要太苛刻。在平时工人为了挣点工资忍气吞声，可到了年底和年初，情况就要反转过来。这些工人就像非洲大草原上雨季快要来临的斑马群一样，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逐水草而居，大规模的迁移。他们会四处打听同行的情况，问在里面做的老乡今年收益如何?老板对人好不好？管理管事公不公平？如果他们认为对方工厂比现在这个工厂好的话他们就会统一在明年跳槽，这对工厂开工招工来说则是致命性的打击。

大老板深知今年老工人们受了委屈，人人忍气吞声做了一年。到了年底就有几个带头的私底下大串联，加上外厂老板的挖脚，人人都有打算，天天都有消息，小道消息满天飞，哪个厂的订单大，哪个厂的活好干，哪个厂的计件工资高，哪个厂的老板对工人好等等，工人们是门儿清。老乡，朋友之间相互通气，明年不在这个厂做了，去别的厂做。

已过花甲之年的大老板洞悉工人中发生的一切，他预知明年的工厂老工人回厂很少，这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前兆，他也劝慰过老员工明年再来做，他也深知这种劝慰仅仅是种象征性质的。但是大老板仍然抱着一丝希望，他请工人吃饭，开车送工人去火车站，汽车站，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名工人，带给大家一丝慰籍，大老板是讲人情的。

与大老板相反的是小老板两口子，仍然是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工人工资按惯例是工人离厂前要全部结清，但是今年老板娘宣布货款没收回来，所有人工资全部在农历新年前付清。工人们面面相觑，已心知肚明，只好说明年还会回来做，为的是给他们两夫妻放烟雾弹，谁也不想在年底为这个事情闹到劳动所去，这样一来一去到年底未必能拿到工资。只能以这种以退为进，故意示弱的策略迷惑老板两口子。

对于工人的各种反常举动，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看的出来，唯独老板娘还以为自己手段泼辣，把厂里看工人治的卑服。

工人离厂后，就剩下一些管理人员在厂里。管理人员一年的奖金和提成还没有发放，眼看年底一天天接近，大家伙都心有余悸，因为按今年这个情况，老板两夫妻极有可能赖账，年初承诺的奖金估计要黄。

盖大龙和一位物控人员算过一笔账，在这个工厂里，最核心的是业务员和打样师，其他的都是辅助岗位。今年老板赚的少，他就要一个个的算计，业务和技术是不敢得罪的，人家的提成是少不了的。其他的像行政，生产，物控，品质，仓管他都不在乎的，走了也不影响工厂运营，奖金就算不给也不影响他的生意。

结果正如他俩猜测的一样，除了业务和打样师之外，别的管理人员都没拿到年终奖，按本地常规，做满一年多发一个月工资。管理人员都来找盖大龙询问，他就去问老板关于管理人员奖金的事情。老板嘴上说不会少，不会亏待大家，等大家回去后统一打到工资卡上。

等到管理人员回家后，老板娘在打工资时把奖金打到卡上，众人一相对质，除开盖大龙是2000元外，其余都是1000元。这和当时老板承诺年终奖不低于一个月工资相差很多，这在当地是近乎一个羞辱的奖金数目，这当然是后面的事情了，暂且不提。

盖大龙下定决心明年不再出门打工，从国家政策大背景来分析，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的乡村发展机遇比城市大的多。从自身工作情况来分析，打工十多年盖大龙的内心始终没有融入城市，他一直想的是打工五年，学点东西攒点钱回家发展，这样的五年计划不断被推后，计划一直搁浅。

同行老板觉得盖大龙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就极力邀请他加盟公司。可盖大龙不这么想，他对打工生活已经厌倦，老板跟了一个又一个，工厂换了一家又一家，仍然是这种原地转圈的重复。运气好一点遇到个好老板，无非也就是多干一年，运气不好也就干个一年就结束了。他委婉谢绝同行老板的盛邀，但他也表示如果招工方面有困难，他可以介绍员工过去。

盖大龙想想自己这打工一路走来，高开低走，终于活成当初自己厌恶的样子。依稀记得大学毕业时老师的赠言：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务必保持文人的风骨，切勿屈学勿势，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老师的话震耳发聩，学文科的同学，应有文人的担当。

但是出了社会上，在企业里都是技术型，应用型人才的天下，至于企业管理这种高级的管理职务，那得有辉煌的大企业从业经验和企业工商管理硕士博士，经济学硕士之类的人才能担任。

像盖大龙这种一般的文科生只能是在中小企业里慢慢磨练。管理用当地人讲就是又要管又要理。有时会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当初不应该来这个城市，如果去大城市比如杭州、宁波可能如今结果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