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开始的朱元璋，没有能力直接用军力去打败这些海上的力量，那个时候的明朝刚刚立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这些海上的敌人，甚至国家内部连几个海船都没有，条件不允许的话，朱元璋就只能采取这样保守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了。

看起来他的选择有些过于偏激，其实还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与内地断绝了联系之后，很多张士诚的旧部就已经没有资源来维持自己的势力了，之后也就不断衰败了下来，后来朱棣有了力量，就能够直接把这些敌对势力给消灭掉。

此外，朱元璋这么做也是为了要给国家减少一些麻烦，那个时候大明朝和外部的交往也是越来越多，有不少的国家也盯上了富庶的明朝，都想要趁机来和明朝打交道。对于朱元璋来，和这些国家打交道还太早了，明朝刚刚走上正轨，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内部发展。

过早与外部进行接触，反而会使得外部的势力对国内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他选择放弃交流，也给国家打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朝也能够稳定恢复，再加上国内还有不少的残留问题没有解决，朱元璋没有功夫去理会国外的这些问题，自然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省去一些麻烦才最好。

所以才有片船不得下海的律令，至朱棣让郑和七下西洋，一是宣扬大明国威，二是寻找朱允文，后来逐渐停止了，是因为大明是陆上强权，一向认为海洋非富饶之地，不足为凭，这才逐渐退出。

但是时代是发展的，利之所至，是不可压制的，所以才会有大规模走私和倭寇之乱，这倭寇吗？有句话叫十倭九假，都是明人假扮的，至隆庆开海，似乎是众望所归，压不能压，月港年入三万，这是子南库，但随着丰田秀吉入侵朝鲜，海禁又起。

自从打败丰田秀吉后，月港逐渐开海，但收入并不见涨，万历也就只致不高。

这时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而在华夏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后来的郑芝龙，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数量就号称多达千余艘，与上面的数据对比，事实证明，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譬如南宋每年海贸收入最多时也只有数百万贯铜钱。而后来的大清罗伯特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明了这点。

米柱就在考虑，如何弄得这海关权，以后大明就无忧了。

不过这并不容易，江南士大夫豪强们一方面反对开海，另一方面又把严格执行海禁的封疆大吏朱纨迫害而死。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着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本朝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大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江南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这是他们的蛋糕，如同山西商饶关外塞外走私之路，谁动谁死。

米柱借助于大明皇家银孝米利坚商行身边是聚集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是有资格和这帮人扳手腕了。

米柱的锦衣卫海上北镇抚司，其实是大明海关的雏形，一旦成势，向前可以令片板不得下海，向后可以围堵走私，月港年税才三万，这也太侮辱人智慧了，就三万，还子南库，仿佛占了多大便宜似的，万历就是不想让缺猴耍，这才干脆禁了，如果这些官商们给他一个枣，让利三十万，也可以打动这贪财的万历皇帝呀！

但这帮人，那是吃独食，一个酸枣都不让人吃。

现在好了，米柱来了，他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让这帮蛀虫，吃独食，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大明亡了，他们无动于衷，宁花万两购一名妓，不愿捐百两助响，最终鞑子来了，特他们杀个精光，抢个精光，最终便宜了鞑子。

与其便宜鞑子，不如便宜我。

“你笑得好阴险！”杨如花道，她一边，一边打开窗子，冰冷海风灌入，米柱拉紧了皮裘，道：“你在什么？”

杨如花道：“又在想怎么祸害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