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春。

赵文远做南直隶巡抚的第八个月，案头上的卷宗堆了半人高——全是骗彩礼的案子。

他每天批到半夜，批来批去，发现一个怪事：凡是告到巡抚衙门的骗彩礼案，卷宗里都附着一份州县衙门的批文，批文上写的大同小异——“事涉婚姻，民间细故，着令乡老调解”“男方自愿给付，女方并无强索，不予立案”“婚约未成，彩礼宜由双方协商退还，不必涉讼”。

赵文远把这几份批文并排摆在案上，越看越不对劲。他叫范同知来问：“这些案子，州县衙门为什么不接？”

范同知支支吾吾：“赵大人，州县衙门也有难处。这些案子大多是男方给了彩礼，女方拖着不嫁，男方要退银子，女方不退。州县衙门判了，女方不执行，衙门总不能天天派人去催。再说了，州县的刑房书办、户房书办，好些人都在打马虎眼——”

“打马虎眼？”赵文远看了他一眼，“谁跟谁打马虎眼？”

范同知不说话了。

李光耀蹲在房梁上，把这些话听进去了。当天夜里，他飘到了江宁县衙。江宁县是应天府的首县，案子最多，赵文远收到的骗彩礼案有一半是江宁县转上来的。李光耀蹲在县衙刑房的房梁上，看见刑房书办姓钱，正跟一个五十来岁的婆子说话。婆子穿一身绸衫，手里攥着个包袱，往钱书办桌上一搁：“钱先生，我家闺女的案子，您多费心。赵巡抚那边催得紧，您给拖一拖，拖过这阵子，我家姑爷那边就松口了。”

钱书办把包袱掂了掂，塞进抽屉里：“刘婶子放心，赵巡抚再厉害，他也不能天天盯着县衙。案子在我这儿，我说‘正在办’就是正在办，我说‘证据不足’就是证据不足。赵巡抚总不能自己下来查吧？”

婆子千恩万谢地走了。李光耀跟着她一路飘到城南刘家巷，发现这婆子姓刘，她闺女去年收了城北周家的彩礼六十两，收了银子不嫁，周家来要，刘婆子就说“闺女身子不好，再等等”。等了半年，周家等不及了，告到县衙，钱书办压着不办，周家又告到府衙，府衙推回县衙，县衙又推回府衙。推来推去，周家耗不起了，最后认栽，六十两银子打了水漂。

李光耀在刘家巷蹲了三天，发现刘婆子家的闺女压根没病，天天在院子里嗑瓜子。他又跑了几家，发现钱书办抽屉里的包袱不止一个——城东王家、城西李家、城南孙家，凡是骗彩礼的案子，女方家里都给钱书办送过包袱。钱书办收了银子，就拖着不办，或者劝男方“大度一些”，男方不干，他就把案子往府衙一推，府衙批“着县衙办理”，又推回来。推来推去，男方耗不起，只能认栽。

李光耀从江宁县衙出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他又跑了几个县，发现每个县的刑房书办都干着同样的勾当——收了女方的银子，就把骗彩礼的案子压着。这些书办背后，站着的是各府的推官、同知，再往上，是南京刑部衙门里那些“清流”士大夫。士大夫们嘴上不说，可底下人压案子，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因为骗彩礼案里，女方家里往往跟士大夫沾亲带故。休宁汪家、婺源俞家、松江周家，这些大族的闺女骗了彩礼不嫁，案子到了衙门，士大夫们能压就压，能拖就拖。

李光耀把这些事捋了一遍，连夜飘回巡抚衙门，钻进赵文远梦里。

“赵大人，案子压着不办，根子在士大夫身上。州县的书办收了女方的银子，府衙的推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京刑部的清流们嘴上说‘秉公办理’，底下人压案子他们装看不见。你一个巡抚，总不能每个府每个县都自己去盯。你盯得过来吗？”

赵文远沉默了好一会儿。

“还有，”李光耀接着说，“赵大人，你发现没有——这些骗彩礼的案子，女方家里不光给书办送银子，还给女社送银子。女社替她们闹，替她们写状子，替她们堵男方的门。女社背后是谁？是士大夫。士大夫出钱养女社，女社替士大夫办事。办什么事？把水搅浑。水浑了，赵大人你就得下去查。你查一个案子，士大夫就在背后笑——‘赵巡抚亲自查骗彩礼，好大的官威’。你查不过来，士大夫就说‘赵巡抚清田清得好，可婚姻细故他管不了’。你管不了，他们就接着骗彩礼、接着压案子、接着把制造局的地往刘家手里转。”

赵文远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忽然回头：“君上，你听过《仇国论》吗？”

李光耀愣了一下：“谯周的《仇国论》？三国时候那个？”

“对。谯周写的《仇国论》，说蜀汉连年北伐，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如休养生息。这篇文章一出来，蜀汉的老百姓就不想打仗了——反正打不打都一样，不打还少受点罪。结果邓艾一入阴平，蜀汉就降了。君上，你说这《仇国论》跟今天的事像不像？”

李光耀想了想：“像。士大夫写《仇国论》的时候，不说自己不想打仗，说‘老百姓苦’。今天士大夫养女社，不说自己想压案子，说‘女性要自由’。女社的人喊‘婚姻自由’‘生育自由’‘穷人不配结婚’，喊得老百姓晕头转向。男人觉得女人贪，女人觉得男人穷，两边一吵，谁还顾得上士大夫在背后压案子、转土地？”

赵文远点了点头：“君上，下官今天在堂上审了一个案子——城北周大强的儿子，去年娶媳妇，女方要一百两。周大强把家里十亩制造局地的使用权押给刘家，借了八十两，凑了一百两给了女方。女方收了银子，拖了半年不嫁。周大强去要银子，女方说‘你儿子配不上我闺女，银子不退’。周大强告到县衙，县衙说‘婚约未成，彩礼宜协商退还’。协商了三个月，女方一个铜板没退。周大强又告到府衙，府衙批‘着县衙办理’。县衙又拖了三个月。周大强耗不起了，昨天跑到巡抚衙门口要撞柱子，被衙役拦下来了。”

李光耀蹲在凳子上：“那周大强现在人呢？”

“下官把他安置在衙署后头住着，让厨房给他送饭。可君上，周大强的事不是个案。下官这几个月收了二百多件骗彩礼的案子，州县衙门压了一半，府衙推回来一半，真正办了的没几件。下官能办周大强这一件，可下官办不了二百件。下官一天就十二个时辰，还得清田、还得管官仓、还得盯着制造局的地。下官分身乏术。”

李光耀从凳子上跳下来，在屋里踱了两步：“赵大人，你觉得女社这套‘只要权利不讲责任’的歪理，根子在哪儿？”

赵文远想了想：“根子在士大夫身上。士大夫养女社，女社替士大夫办事。士大夫出钱，女社出力，把水搅浑。水浑了，老百姓就顾不上看士大夫在干什么。士大夫趁着老百姓吵架的工夫，压案子、转土地、偷税漏税。等老百姓吵完了，回头一看——地没了，银子没了，闺女也跟人跑了。士大夫坐在家里数银子，还笑话老百姓‘愚昧’。”

李光耀点了点头：“赵大人，你说得对。可还有一层——士大夫为什么能养女社？因为士大夫手里有钱。钱从哪儿来？从地里来。地怎么来的？从老百姓手里兼并来的。老百姓为什么卖地？因为娶媳妇要彩礼。彩礼为什么高？因为女社煽动。女社为什么能煽动？因为士大夫出钱。转了一圈，又回到士大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