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点点头。他站起来，走到卷帘门前，弯下腰，抓住门的下沿，用力往上一掀。卷帘门哗啦哗啦升上去，像把整条街都放进了店里。晨光从门口涌进来，照在那些泡了水的货物上。潮湿的灰尘在光里翻着，像一群找不到落脚处的虫子。

“搬。”许建国说，“把好的搬出去。中层的，挑能洗的拖回家。烂的，等收荒货的来。”

人是中午来的。

刘四清带着几个在江堤上认识的年轻人来了，一人扛一箱，把那些还能穿的衣服往巷口的空地上搬。

光宗站在巷口的方桌后面，负责登记。她把每一包衣服拆开，点清楚，再在本子上划一笔。

旁边放着几大张牛皮纸，是给来领衣服的人签字用的。有人不会写字，光宗就让他们按手印。红印泥放在一个搪瓷盘里，按一下，一个红红的指头印就落在纸上，像一枚小小的、来自洪水的戳。

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领衣服的排成两条长队，一条是灾区的，一条是本街的。光宗没抬头，一直写，写到手都酸了。刘四清在旁边给她搬凳子，她没坐。她说：“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王翠花在店门口支起一口大锅，煮绿豆汤。绿豆是她早上去粮店买的，老板听说她是许家的人，少收了五毛。

王翠花把绿豆倒进锅里，水一滚，绿莹莹的汤就翻起来。她站在锅边，一勺一勺地舀，舀进碗里，再一碗一碗递出去。领到衣服的人接过碗，站在路边喝。小孩子喝得急，绿豆渣子粘在嘴边，像一圈绿茸茸的胡子。

“慢点，别呛着。”王翠花说。她的声音淹没在人群的嘈杂里，但手没停，一勺一碗，稳稳当当。

许保国来了。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最上面那颗扣子扣着。他没帮忙，只是站在店门口，像一棵从旧日子里走出来的老树。

有人从他身边过，说：“许师傅，你们家这次积大德了。”

许保国没吭声，又有人朝他竖大拇指，他也没回应。他就那么站着，背挺得直直的，像在替这个家站最后一班岗。

一个老婆婆走到光宗面前，要一件棉背心。光宗翻出两件，让她挑。老婆婆眼睛不好，摸来摸去，最后说：“都要行不行？我儿子和孙子都没得穿。”

光宗说：“一人一件。先管身子，不管好看。”她把两件都给了。

老婆婆拉着她的手，颤颤地说：“好伢子，好伢子。”光宗把手抽回来，在本子上画了两笔。

衣服发到下午，三百多件全领完了。

有个男人来迟了，站在空桌子前，看着地上只剩几根捆货的麻绳，不说话。他裤腿上全是泥，鞋也破了一只，脚趾头从鞋尖里钻出来。

光宗从柜台底下翻出最后一件压箱底的夹克，递过去。

那男人接了，说“谢谢”。

光宗说：“不是白给的。等你好过了，买件新的还给街上。”

男人把夹克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捆过冬的柴火。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光宗在本子上划下最后一笔，然后合上本子，手已经僵了，像握了一整天的笔，把五根手指都写成了木头。

许建国从巷口回来，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领口一圈白色的汗渍。他坐在门槛上，点了一根烟。光宗走过去，把本子递给他：“爸，都记清了。”

许建国没接本子。他抽了一口烟，说：“记清就好。记不清，就当我许建国老糊涂了。”

他吐出一口烟，看着那些领了衣服慢慢散去的人。有个人回头朝他们鞠了一躬。许建国把头别过去，像被那一个躬烫了一下。

“许师傅。”有人在喊，“明天我给你们送两条鱼，江里刚捞的。”

许建国说：“莫送，要给，就给那些家里进了水的。”

那人“哎”了一声，走了。

人散尽以后，许保国走到卷帘门前。他抬手，抓住门沿，慢慢往下拉。卷帘门“咯啦咯啦”响，像一段很长的叹气。最后门落到地面，沉沉地磕了一下，整条街都像跟着一抖。

许保国站在关严的门前，没走。他抬头看了看门头。那四个字已经被雨水洗得发白，像褪了色的旧军装，但笔画还在。

“家还在。”他说。声音很轻，像说给门听的。

那天晚上，光宗在堂屋里，借着煤油灯的光，把店里的账本翻开。她在最后几页找到空白处，拿起铅笔，写下一行字：

“捐库存，入账为零。在心里，是一笔大账。”

写完，她把账本合上，压在枕头底下。窗外，江水还在流。江汉关的钟声从远处传来，一下一下，像在数着这城里每一个活下来的人。光宗躺下来，手攥成拳头，放在耳朵边上。过了很久，她慢慢把拳头松开了。

手心里空空的，但心里，满得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