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子，一般都是三个人一组。要逢单。以便少数服从多数。

两个人容易相互勾结、隐瞒包庇；三个人可以相互监督，扮演不同角色，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还有唱黑脸的。只要把口供弄到手，他们是不惜余力的。

这回调查的对象是个女人。是个身份特殊的人。

临来前，上级指示：调查的过程就是审讯的过程。只动嘴，不动手，采用文审的方式。

怕审问过程中，出些什么尴尬难堪的事情，特意配备了女同志参加。

起初配了一个女同志。临出门时，发现一行四人是双数，万一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很难得出结果。

于是又临时增加了一个女同志，凑成单数。这样不管什么情况，都能形成有效的决议。

多一个女同志去也好，万一那个村妇撒起野来，两个人上前擒拿，总比一个女人弄一个女人，省心、省力、省事。

五人的调查小组，就这么组建起来了。

他们是在南京集合的。下午到的仙女庙，立马赶赴白果村。

谁知道，这单数凑起来的第一桩事，就先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撞出一场表决。

两轮问话下来，大丫不是打岔，就是装糊涂。问到第三轮，她索性闭了嘴，只管垂着头抹眼泪。

那口南京腔的男人沉不住气了：

“卢师，我看这女人是块滚刀肉。别在这儿磨了。带回县里，关上两天，保管她什么都吐出来。”

“带回去，不妥。”女记录员立刻接口，“上面交代过，这案子是省专案组搞的，拿出来的材料得经得起人看，经得起人推敲。要往铁案里办。人一带走，动静就大了。反倒不好收场。”

“那你说怎么办？”

“就地再审问两轮。家在这儿，孩子在这儿，她跑不了。”

角落里，一个一直没作声的人开了口。这人姓周，四十多岁，原先在省公安厅干刑侦。运动一来，挨了批判，给打发到农场去了。这回因为组里缺一匹识途的老马，这才把他借调过来。

“我讲两句。”老周慢吞吞地说，“这桩事，牵进去的不止她一个。她男人是县里的干部，运动中的红人，眼下还躺在医院里。”

“仙女庙那个金副书记的意思，你们还没听出来吗？他是想保那个男人的。让他安心养病。”

“今日我们把这个女人带走了，明日就有人到县里、省里去要人。再说，上面没要我们抓人，你把人带走了，等于变相的抓人。到时候，出了什么事，这责任算谁的？”

这一问，把大家给问住了。

这年头，责任是不能随随便便的担的。

“这个责任我们谁也担不起！”老周看大家一眼，“案子办错了，是要平反的。平反的时候，谁签抓的人字，谁就得站出来担。”

屋子里静了一下。这话比什么威胁都灵。在座的几个，谁家里没有一摊子事？谁愿意担这个责任?

卢师把手里的笔搁下。

“既然各有各的道理，那就按规矩来。”他说，“我们五个人，举手表决。同意把人带回县里的，举手。”

南京口音的举了手。那个刚才提议把人带回县城的女记录员，迟疑了一下，也举了手。

两票。

老周与另女的，把手按在笔记本上，没动。

两票对两票。

四双眼睛，一齐落到卢师身上。

卢师教了十几年书，最清楚一个理：话要占住理，处事要留好退路。

“不带回去。就地再审一轮。今日不把话问清，明日还能来。”

“还有一句话，我放在这儿，今日这个决定，是小组集体的意见，不是哪一个人的。将来上面查问起来，我们五个人一起承担。”

为了尽快打破僵局，他们重新进行了角色的定位。

南京口音的男人负责硬，那个记录的女人负责软，老周负责观察动态，卢师负责把舵兜底，剩下的那个年轻女人全程负责记录。

那个年轻女人笔尖落在纸上，写下“经小组表决，就地取证”几个字样。

当初为了凑单数而多添的那个人，此刻成了那枚定盘的砣。要真是四个人，这场表决，说不定就成了个死结。

……

瘫坐在地上的大丫，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