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丫走后，春儿在屋子里坐立不安。

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一想到“地主子孙”和“革命干部媳妇”这几个字，春儿后背都发凉。

她随即就下了决心。

儿子的婚事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得赶紧给他说门亲，哪怕条件一般，哪怕姑娘腿脚有点毛病，也总比让他继续这样单身晃着强。

男人一旦身边没个女人拴着，心热的时候、眼热的时候，真是一脚深一脚浅，自己都不晓得会踩进什么坑里。

想到这里，春儿锁上院门，径直往邻村去了。

她记得那边有户富农成份的人家，家里有个姑娘年纪倒相当，只是小时候落过病，走路有点跛。

搁在旁人眼里，这样的亲事未必看得上。可落到凡家眼下，春儿反倒觉得，是门往后能过得上日子的亲事。

两边成份差不多，谁也别嫌弃谁。腿脚不好，不妨碍生儿育女，总好过日后出大祸。

转眼，凡永祥离开学校一年有余。

太阳升起下田劳作。月亮挂空放平腰身压床板。

他已经像村口那架高大的水磨盘一样，随着河水的冲力大小强弱，周而复始的旋转着，不紧不慢地碾磨着生活的光影。

运动还在进行，但已经从遍地散花的小人物，集中到了上层的大人物身上了。

和过去斗地主分田地不一样，村里的贫困群众在运动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经济实惠，生活状况没有多大改观。

所以，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了起来。

倒是过去一些不务正业，头脑活络的人，竟然咸鱼翻了身，一些人还做了大大小小的革命干部。

大队会计离家出走后，空缺的位置，由临村的一个回乡知识青年补了缺。

就连游手好闲的狗子哥哥宝儿，也出任了大队治保主任一职。

这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男人，成天走东家串西家的，不许村民们偷养家禽，说谁家养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些鸡呀鸭呀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最近风向渐渐变了。

召唤村民参加轰轰烈烈批斗会的锣鼓声，不像从前那样密集，天天震地人耳膜都疼。革命热情也不再像早先那样高涨。

日子终究要过，田还是得种，油盐酱醋还是得花钱买。靠嘴上喊口号，喊不出大米，也喊不出白面，更喊不出烧柴和灯油。

大丫爹的脑子倒是比谁都转得快，去城里弄些零碎的加工活回来，让村里人在农闲时抽空挣几个活络钱。

编草帽辫子、糊火柴盒、包糖纸、抽纱头，都是些不起眼的加工活，挣不了什么大钱，却能让一家老小手里有了点应急的钱。

村民们私下里议论说：

幸亏没有在挑河工地上听人家挑唆，把大丫爹给打倒。

看来共产党的干部，不个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还是有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大好人。

不像大队会计那个怂，一撂挑子，拍拍屁股走人。这要是在打仗的年代，准是当叛徒的货。

随着农村集市的恢复，政策明紧暗松，不少人家开始悄悄地搞起捻纱，织布，刺绣，竹编等活计来。

凡永祥在供销社，把春儿织好的布卖了，又按娘的吩咐，在肉摊上割了三两肉、扯了几支绣花线。

满载而归的他，心情难得地轻快了一点。

凡三炮死后，娘整个人都像被那场白丧事抽走了半截魂。如今她肯重新上机织布，肯盘算买肉和买花线，肯让日子照常往前走，凡永祥心里反倒比自己多吃一口肉还高兴。

他拎着东西回到家。

见院门锁着，先是一怔，随即在门框上摸出钥匙开了门。

屋里没人。

这一刻，他心里竟隐隐有点欢喜——娘总算肯出门走动了。

他不愿娘在死亡的阴影下过日子。

望着娘落单的情形，凡永祥怀念起与凡三炮相处的那些日子。不管怎么说，那个男人能让娘高兴，让娘有个傍靠。

随着年龄增长，血脉旺盛，凡永祥感到夜里的时间越来越漫长了，像蚕食桑叶一样，咬噬得他久久不能入睡，使他对娘的情感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体晾。

把肉和花线放到桌上，正想喝口水，院门外忽然响起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凡永祥在家吗？”

凡永祥一愣，转身出去，一眼便看见院门口站着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