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的情况也差不多。

差役们把运河里的商船一条一条地征走，船主们蹲在岸边骂娘，有的骂官府，有的骂亓官玉，有的骂自己倒霉。

一个姓吴的船主把船上的货卸下来，堆在码头上，跟差役争了几句，被差役用刀柄顶了回去。

他把货堆在码头上，蹲在旁边守着，等着看有没有人买。货运不走，再不卖掉，连本都要亏进去。

一个路过的商人看了看他的货，问了一句：“这货卖不卖？”

吴船主说：“卖。半价就卖。”

商人翻了翻货，给了个更低的价。

“三成？卖不卖？”那人开口了。

吴船主脸色变了几变，咬了咬牙，卖了。

商人把货运走之后，吴船主蹲在空荡荡的码头上，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手里攥着那点银子，站起来往家的方向走。

庐州城里的情况比扬州、淮安好一些。庐州不靠运河，征船的事闹得没那么凶。但春荒的阴影已经压到了城门口——城外的粥棚前排队的人比腊月里多了一倍，城里的米价从腊月的两百六十文涨到了三百文。

知府衙门里，知府姓吴，四十多岁，坐在签押房里看庐州守备送来的征粮单子。

单子上写着——庐州府征粮五千石，限十日内缴齐。

吴知府把单子看了两遍，放在桌面上，满脸的苦相，呲牙咧嘴地对守备说：“五千石粮，庐州府仓里只有两千石。剩下的三千石要从民间征。民间已经没粮了，再征就要出事了。”

守备也愁眉苦脸地说：“知府大人，这是李大都督的令，不征不行。”

吴知府歪着头，沉思了一阵，提笔在单子上批了一行字——“先征两千石，余三千石缓征，待春收后补。”

批完后他把单子递给守备道：“你拿这个去复命。李大都督若问起来，就说庐州府库只有两千石。”

南京城里的气氛比江北松弛得多。夫子庙前的告示墙下，格致学堂的报名处已经收了三百多份卷子。

城里的铺面大半开了张，秦淮河上的画舫从正月初五就开始营业，丝竹声从傍晚响到半夜。城里的乡绅们三三两两地在茶楼里喝茶，聊的话题从亓官记的新政转到江北的明军，又从明军转到春荒。

一个姓沈的乡绅把茶碗端起来抿了一口，放下后说：“听说江北、江南的明军有十二三万，要渡江打南京。”

对面的乡绅一撇嘴说：“渡江？船呢？长江上能渡江的船都被亓官记的炮船盯着，他们拿什么渡？”

沈乡绅不以为然地说：“拿民船渡。我听说扬州、淮安那边在征船，征了好几百条。”

对面的乡绅看看沈乡绅，说：“我的沈老爷！民船渡江，一炮就打沉了。亓官记的炮船在江面上跑得快，明军的渡船还没到江心就被打沉了。”

沈乡绅把茶碗放下来，愣了一下，问：“那这仗打不起来？”

对面的乡绅说：“打不起来。李化龙在江北，亓官玉在江南，隔着一条江互相瞪眼。瞪到夏天，明军的粮草耗完了，自己就撤了。”

北京城里的情况比南京紧张得多。户部的值房里，算盘声从早响到晚。户部尚书把各省送来的征粮和征船的文书摞成一摞，放在桌角。

文书上写的都是同一件事——征粮、征船、征夫，江北的民力已经搜刮得差不多了，再征就要出事了。

他把文书摞在一起，亲自送进了内阁。内阁首辅申时行看完后把文书放在桌面上，踌躇再三，犹犹豫豫地写了一道票拟——“着户部从江南、浙江、江西三省调粮，运往江北。着工部、兵部速造渡船，不得延误。”

票拟送进司礼监，张诚看完后批了红，发还内阁。

旨意发出去之后，户部尚书在值房里坐了一阵，对身边的侍郎说：“江南、浙江、江西的粮，运到江北要走一个月。一个月后明军还在江北等着，粮就到了。可这一个月里，江北的春荒怎么办？”

侍郎低头答道：“大人，下官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乾清宫里，皇帝坐在东暖阁里，面前摊着李化龙的催船奏折。他把奏折看了两遍，放在案角，对张诚说：“李化龙要一千条船。沿江各省能征多少？”

张诚说：“扬州、淮安、庐州三地加起来不到五百条。湖南、江西再征一些，最多凑到八百条。”

皇帝说：“八百条就八百条。让他先渡一批过去。”

张诚说：“皇上，八百条船渡江，一次只能运两万人。两万人渡过去，亓官记的炮船一围，渡船回不来，后续的兵就过不去了。”

皇帝听了，脸色一变，嘴唇动了几动，终究没出声。

他把奏折收进匣子里，无奈的说：“让李化龙自己看着办。朕只要南京。”

“是！”张诚应声退下。

皇帝一个人坐在东暖阁里，把那份奏折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匣子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雪已经化了，宫墙上的砖缝里渗着水痕。

“这仗该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