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南北标行又贴出了招人告示，月银从二两涨到了三两。

这次来的人比上次还多，不光是登州本地的，还有从莱州、青州甚至济南赶来的。有些人是在卫所当兵的，因为军饷拖欠，偷偷跑出来找活路。

亓官玉照样一个个地看，骑术刀法过关的就留下，不行的给几百文钱做路费打发走。

到五月底，南北标行的人手已经过百。南街宅子住不下了，亓官玉在城东又租了一座大院子，把营房和训练场搬了过去。

一百多号人分成十队，每队配一匹探马、一辆大车、十匹走骡。装备也换了新的——每人一把腰刀，一把短刀，一套护心甲。

全套盔甲亓官玉不敢装备，那是犯天条的事。

这些东西有的是从登州本地铁匠铺子买的，有的是从济南定制的。

亓官玉在每把刀上都刻了四个字：“南北标行”。

登州卫的人开始找上门来了。先是刘勇带来的几个老弟兄，都是当年在蓟镇待过的。后来又来了十几个，有的还在役，有的已经退役了。

他们来了也不提什么要求，就是看陈仲他们在操练，在旁边站一会儿，然后走的时候跟亓官玉说一句：“亓官兄弟，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招呼一声就行。”

亓官玉笑呵呵地每人封了十两银子，把他们一个个都记住了。

五月底的一天傍晚，杨齐从青州跑镖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青州府那边有人在打听南北标行的事。打听的人不是商人，是衙门里的人。

“青州推官姓孙，叫孙有禄。”杨齐压低声音说。

“他派人到登州来，问了南北标行的底细。东家是从哪里来的，有多少人，做什么买卖，他都问了。”

亓官玉皱了皱眉，有点警觉问道：“打听的人问谁了？”

“问了南街那个房东，还问了几家商铺的掌柜。”

亓官玉沉默了一会儿。青州离登州六百多里，一个推官打听登州的买卖做什么？推官管的是刑狱治安，管不着商号经营。除非——有人授意他查。

“东家，这事不太对。”杨齐说。

“是不太对。”亓官玉站起来踱了几步。

“不过也未必是坏事。他要查就让他查，南北标行清清白白，不怕查。货押了，税交了，没有为非作歹，他查不出什么来。”

“可咱们这些人……”

“这些人是南北标行的镖师，按月领薪，安分守己。名册在账房里放着，谁要查都可以看。”亓官玉的语气平静，面不改色。

“告诉兄弟们，该练刀练刀，该押货押货。天塌不了。”

六月初，登州知府王用贤做寿，在府衙后堂摆了几桌酒，请了登州府城里有头脸的士绅商人。亓官玉也收到了一份请帖。

戚兴看了请帖说：“东家，王知府这是要试探你。”

亓官玉把请帖放在桌上，笑笑道：“去。不但要去，还要带一份厚礼。”

他让戚兴去置办了一份礼物：一对景德镇的青花瓷瓶，一盒辽东的老山参，一件紫貂皮坎肩，二匹江南的绸缎。几样东西加起来值二百多两银子，既体面，又不过分张扬。

寿宴那天，亓官玉穿了一身深蓝色的绸袍，带着戚兴去了府衙。

王用贤的管家在门口迎客，看见亓官玉，脸上的笑容比平时多了一些。

“亓掌柜，欢迎欢迎。”

“王大人寿辰，理当来贺。”亓官玉拱了拱手。

席间觥筹交错，王用贤端了一杯酒走到亓官玉面前。

“亓掌柜，你那个南北标行，开张还不到三个月吧？登州地面上好多商人都在传，说你们押货稳当，价格公道。本府听了几耳朵，很是欣慰。”

亓官玉站起来端起酒杯，陪着笑脸说：“托王大人的福。南北标行开业以来，几十趟镖没有出过差错，按时交税，安分经营。这都是大人治理有方的结果。”

王用贤喝了酒，又说：“不过，本府也听到一些别的话。说你们南北标行人强马壮，刀枪齐全，在城东天天操练，阵仗不小。有人担心你们不是做买卖，是在练兵。”

亓官玉面不改色，笑着说：“大人明鉴。标行押运货物，走的是荒郊野外，遇见响马，碰上打行的，全凭手里的家伙保命。镖师不练刀，不练马，到了路上就是待宰的羊。南北标行操练镖师，是为了把货平安送到，从没有别的意思。”

王用贤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

“本府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本府想跟你说一句——登州地面上，有登州卫的驻军，有登州府的衙门，治安的事情有官府管着。南北标行只管押货挣钱就好，不要管太多闲事。”

亓官玉端着酒杯微微低了低头，恭恭敬敬答道：“谨记大人教诲。”

寿宴散了之后，亓官玉带着戚兴往回走。夜色里，登州城的街巷安静下来，偶尔有几声狗叫。

“东家，王知府这是在敲打咱们。”戚兴低声说。

“嗯。”

“他背后是谁？”

亓官玉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六月初的月亮还不太圆，边上缺了一块，像被什么东西啃过一口。

“不好说。也许是青州那位推官递了话，也许是济南那边有人说了什么，也许就是王用贤自己做主——咱们在登州动静不小，他怕惹麻烦。”

亓官玉把袖子拢了拢，沉声道：

“不管是哪一种，咱们都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