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尽管有欧洲列强拼命输血，奥斯曼帝国的颓势依然难以挽回。

俄军在北路已经强渡多瑙河，兵锋深入保加利亚；中路在高加索夺取了数座关键要塞；南路登陆部队也在不断扩大控制区，与北路形成夹击伊斯坦布尔的态势。

土耳其军队败多胜少，国库被战争和西方贷款利息彻底掏空。

耶尼切里和其他部队的叛乱风险日增，巴尔干基督教民族的起义更是此起彼伏。

在这种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宫廷内，主和派的声音终于压过了主战派。

他们寄希望于欧洲的调停，但也知道远水难救近火，必须自己先做出姿态。

于是，经过激烈的争论，土耳其派出了一位级别颇高的使节……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帕夏（高级官员），携带苏丹的亲笔信，乘坐一艘悬挂白旗的快速帆船，冒险穿过俄国黑海舰队的封锁间隙，绕道黑海西岸，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了圣彼得堡。

这位土耳其老帕夏被安排在驿馆住下，随后请求觐见沙皇彼得三世。

彼得同意接见，但地点不是在正式的接见大厅，而是在他处理军务的私人书房，气氛注定不会轻松。

老帕夏进入书房时，彼得正站在巨大的军事地图前，背对着门口。

书房里还有几名高级将领和文官，个个面色冷峻。

老帕夏强作镇定，按照外交礼仪行礼，然后呈上苏丹的信件。

侍从接过，放在彼得的书桌上。

彼得没有立刻去看信，他转过身，目光如刀般扫过这位土耳其使者。

老帕夏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混合着权力和杀伐之气的压力。

“苏丹陛下，以及奥斯曼帝国上下，对于贵国无端发起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老帕夏深吸一口气，开始了预先准备好的、带着斥责意味的开场白，试图在气势上先声夺人，“你们的军队在巴尔干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屠杀平民，摧毁城市，违背了一切战争法和文明国家的准则！这绝非一个伟大帝国应有的行为！”

彼得面无表情地听着，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老帕夏继续道：“然而，秉承着和平与仁慈的旨意，为了避免更多的生灵涂炭，苏丹陛下愿意给和平一个机会。只要贵国军队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撤回到战前边界，并赔偿对我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奥斯曼帝国愿意考虑结束这场不幸的战争。”

这条件简直是痴人说梦。

要正在高歌猛进的胜利者退兵赔款？

彼得等他说完，才缓缓开口，“帕夏先生，你说完了？”

老帕夏被这反应弄得一愣，硬着头皮说道：“这……这是我国基于正义与和平的严正立场。”

彼得冷笑一声：“正义？和平？当你们的军队几个世纪以来奴役、压迫巴尔干的基督徒兄弟时，正义在哪里？当你们的舰队封锁黑海，阻碍贸易时，和平在哪里？当你们暗中支持我国叛贼，试图颠覆朕的皇位时，你们的‘文明准则’又在哪里？”

“这场战争，不是朕发起的侵略，是历史的清算！是帝国打通被你们非法阻塞的出海口的正义之举！是解放被你们压迫的东正教信徒的神圣使命！”

彼得拿起桌上那封苏丹的信，看都没看，直接扔了回去，信纸散落在地上。

“至于停战？可以。”彼得盯着脸色发白的老帕夏，“条件只有一个：奥斯曼帝国必须无条件接受朕提出的所有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割让多瑙河两公国（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及保加利亚予俄国；承认克里米亚汗国独立并割让黑海北岸关键港口；给予俄国商船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支付战争赔款；以及，惩办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官员。”

这些条件，几乎是要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并控制其海峡命脉。

老帕夏听得目瞪口呆，声音发颤：“这……这绝无可能！这是要灭亡奥斯曼帝国！苏丹陛下绝不会接受如此屈辱的条件！”

“不接受？”彼得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那就用剑与火来说话。朕的军队，会继续前进，直到苏丹的旗帜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上落下，直到朕的条件，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被刻成永久的条约！”

他不再废话，对旁边的侍从武官一挥手：“送客。告诉这位帕夏先生，下次如果再有人从伊斯坦布尔来谈停战，最好带上苏丹签字的、完全接受朕所有条件的投降书。否则，就不必来了。”

老帕夏还想争辩，但两名身材魁梧的禁卫军士兵已经上前，毫不客气地“请”他离开。

他甚至没能捡起地上散落的苏丹信件，就被半架着带出了书房，然后被礼貌而坚决地“护送”回驿馆，随即被告知限期离开圣彼得堡。

土耳其的求和试探，在彼得强硬至极的态度和苛刻到近乎灭亡的条件面前，碰得粉碎，并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回去。

消息传回伊斯坦布尔，苏丹宫廷一片绝望。

而传到欧洲各国，则让伦敦、巴黎、维也纳更加焦虑……

彼得这是铁了心要彻底打垮土耳其，绝不留任何谈判余地！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投入更多资源来支撑土耳其，或者……开始认真考虑更直接的干预了。

战争的绞索，在彼得毫不妥协的态度下，被进一步拉紧。

……

俄土战争打到第二个年头，尽管俄国占据着明显的军事优势和战场主动权，但消耗也是极其惊人的。

欧洲列强不计成本的输血，让奥斯曼帝国的抵抗变得比预想中顽强和持久。

多瑙河沿岸和巴尔干山区的拉锯战、对坚固要塞的反复围攻、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以及疾病和非战斗减员，都在持续吞噬着俄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库的储备在飞速下降，为支付战争费用和农奴赎买金而征收的“特别收益税”引发了商人和工场主日益增长的抱怨。

从刚刚获得自由、满怀希望参军的农奴子弟，到被征召的传统农民兵，大量伤亡名单从前线传回，开始在国内一些地区酝酿着悲伤和不满的情绪。

贵族们虽然可能从战争劫掠中分一杯羹，但也对持续不断的摊派和兵役义务感到厌倦。

然而，在这种日益增长的战争负担和内部压力下。

彼得三世的个人权威和对军队的掌控，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巩固。

这其实正是他发动这场战争最深层的、或许也是最初的目的之一。

战争，尤其是对外征服战争，对于一个集权君主而言，是最好用的粘合剂和磨刀石。

彼得深谙此道。

首先，战争将整个国家的注意力，尤其是军队的忠诚，牢牢绑定在了他个人身上。

通过总参谋部和亲自任命的将领，牢牢掌控着前线百万大军的指挥权、后勤补给和人事任免。

每一次胜利的捷报，都以“沙皇彼得三世陛下英明领导”的名义发布；每一个立功受赏的军官和士兵，都感激皇恩浩荡。

战争塑造了一种“我们跟随沙皇在战斗、在征服”的强烈集体认同感和个人依附关系。

获得战功、晋升、赏赐、战利品这些军队的利益与沙皇的威望和战争的成败紧密相连。

其次，战争的残酷性和高强度，成了彼得清洗和重塑军队的最佳理由。

那些在战场上表现不佳、畏缩不前、或者被认为思想陈旧、指挥无方的旧贵族出身的军官，很容易被以“贻误战机”、“指挥不力”等罪名撤换、调离甚至惩处。

而一批在血与火中证明了自己能力和忠诚的，还有刚刚获得自由的农奴或来自他北欧班底的军官，则被迅速提拔到关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