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上海的太阳照常升起。

这是天地对所有人的公平，不管发生了什么，天黑天亮四季轮转，依旧是一样的。

今天还是一个大晴天，火热的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阳光洒向大地，原本潮湿的地面在炙热的阳光下，很快便干燥了起来。

在暴雨之后城市开始运转起来，虽然如今的人们还不知道牛马这个词的含义，但牛马作为一种传承，自古以来便一直存在。

黑龙商会那栋三层洋楼，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墙上的砖石大片剥落，到处都是焦黑的痕迹，窗口冒着袅袅青烟，空气中残留着焦糊的气味。

人们看到这景象，只会认为是被炮轰了。

楼前的街道上，青石板被砸出大大小小的坑洞，积水在坑中泛着浑浊的光。

治安厅的人封锁了整条街道，拉起了一圈又一圈的警戒线，但消息根本封锁不住。

天还没亮，黑龙商会周围的制高点就被各路记者占领了。有人爬上了对面楼房的天台架起相机，有人甚至昨晚就趁着夜色摸近了黑龙商会，有人花大价钱买通治安厅人员，只为获得第一手的情报。

到了清晨六点，第一批报纸已经加急印出来了。

《沪上早报》的头版用特大号字体写着：“黑龙商会深夜遭袭，不知何人所为，现场伤亡惨重。”

《申报》的标题更直接：“黑龙商会会长藤原佑工遭绑架，多名日籍人员死亡，上海商界震动。”

《大公报》则偏向社会角度：“HK区昨夜发生激烈战斗，目击者称看到天空有雷鸟盘旋，地面有金色大猴与黑衣人大战。”

这些报纸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街头巷尾到处是围在一起看报议论的人群。茶馆、饭馆、路边摊，所有有人聚集的地方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

“听说了吗？黑龙商会被人砸了！”

“还不止这个，听说还有很多高官权贵家的子女，在昨天晚上被人杀了。那个名字很大的孔公子就在其中。”

“孔公子？就是那个整天跟日本人混在一起的孔维墨？死得好！那种人渣早就该死了！”

“可别乱说，听说政府那边震怒得很，要抓凶手呢！”

“抓什么抓？有本事去抓日本人啊！东北丢了那么多地，没见他们这么积极。”

报童的喊声在街道上回荡着：“号外号外！黑龙商会事件最新进展！船舶事务局局长何大有离奇死亡，尸体被葡萄藤包裹！别墅聚会死伤惨重！”

人们纷纷掏钱买报，看着报纸上模糊的照片。黑龙商会大楼的破败场景;何大有跪倒在自家门口，身体被葡萄藤缠绕包裹;满是尸体的别墅大厅。

“我的天，这也太吓人了。”

“哟呵，就一晚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这会不会是一伙人干的呀！”

“那还用说！肯定是一伙人干的！”

而到了中午，传播的信息变得更加丰富了。饶是SH市政府那边一直在尽力地封锁消息，结果作用是一点没有。

《明理报》是唯一一家没有在标题中使用“暴行”“惨案”等字眼的报纸。它的头版标题是：《虹口之变：谁在为这片土地流血？》

这篇报道的语气与所有其他报纸都不同，没有渲染恐怖，没有突出暴力，而是冷静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然后笔锋一转，指向了更深层的问题。

“……黑龙商会表面上是日商组织，实际上长期从事走私、情报搜集、贱买国有资产等行为。孔维墨作为中间人，多次将国家资产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日方。何大有利用职务之便，查扣爱国商人的合法货物后转卖，获取不义之财…

这些事实，上海各界人士心知肚明，却无人敢言。而今夜之事，固然血腥，却也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当法律已经无法制裁这些人，当正常的渠道已经走不通的时候，那些被欺压、被掠夺、被践踏的人，还能指望什么？”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文研救国社”。

《明理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加印了三次，每一次都被抢购一空。街头巷尾，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人听，年轻人读给老人听，学生们在学校里传阅，工人们在工地上争论。

有人说：“写得好！那些卖国贼就该杀！”

但也有人说：“杀人总是不对的，就算对方有罪，也该由法律来审判。”

不过前一种声音很快就压倒了后一种。

因为就在同一天下午，又有一批消息从东北方向传来——关东军刚刚在黑龙江边境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又有几个村镇被占领，数百名平民在炮火中丧生。

两件事叠加在一起，让整个上海的舆论彻底炸了锅。

愤怒的情绪如同被点燃的干柴，在整座城市中蔓延开来。学生们涌上街头，高喊着“打倒卖国贼”“为东北同胞报仇”的口号。工人们自发组织了集会，声讨那些与日本人勾结的“民族败类”。甚至有一些商铺老板主动关掉了店门，表示“今天是哀悼日，不开门做生意了”。

热爱着这个国家和土地的人，不是那些高官贵胄，而是最底层、最普通的民众。

法租界巡捕房的局长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巡捕局长一夜没睡，丧女之痛让他心如刀绞，工作压力更让他一夜白了头。

此刻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捏着一张报纸，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局长，”一名下属推门进来，“总领事馆那边来电话了，请您务必在下午三点前到领事馆开会。”

巡捕局长没有回答，只是将报纸放在桌上，闭上了眼睛。

“知道了。”他低声说，“备车。”

与此同时，SH市政府大楼里也是一片忙碌。

市长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里面不断传出电话铃声和争论声。走廊里，秘书们抱着文件跑来跑去，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凝重。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在中午时分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抗议书，要求民国政府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交出凶手，否则“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紧随其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几个国家的领事馆也分别致电市政府，表达了对“上海治安状况恶化”的担忧，并暗示如果民国政府不能有效保护外国侨民和外商的安全，他们将考虑“调整对华政策”。

说白了，就是施压。

列强的压力从来都是有效的。当天下午，国民政府高层便紧急召开了会议。

会议的内容没有对外公开，但消息灵通的人士很快就打听到了一个关键词——“通缉令”。

傍晚时分，SH市政厅门口贴出了一张盖着鲜红印章的布告。布告的内容很短，但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重。

“查近日有不法之徒，于本市境内连续行凶，致多人死伤。此等行径，实属藐视国法、扰乱治安。现依法通缉以下人：男，年龄二十五岁左右，凡提供线索、协助缉拿者，赏洋五百元。凡窝藏包庇者，与凶徒同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