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魏今朝都已经得知了消息，那么身为战事漩涡的日本天皇以及主导战争的伊藤博文自然早已知晓了。

“什么？这不可能！”

伊藤博文看过电报后顿时一脸震惊地尖叫了起来。

就算是在丰岛海战后日本国内普遍盲目乐观的氛围中，伊藤博文也始终没有排除海上决战失败的可能。

并为此准备好了应对的预案，但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场海上决战的结果竟会是一边倒的完败！

大东沟海战的结果实在太过惨烈。

联合舰队参战的十五艘主力军舰中，竟有十艘被击沉或自沉，其中几乎包括了日本海军全部的精锐力量。

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这四艘花了巨额外汇从英国订购的新锐防护巡洋舰全军覆没，扶桑、金刚、比睿三艘铁甲舰无一幸免，就连那两艘为了克制定镇二舰而耗费巨资建造的三景舰松岛与严岛，也双双沉入了海底。

海军输成这个样子，日本近海的安全都失去了保障，更不要说是侵朝陆军的补给线了，这场战争还怎么打得下去？

伊藤博文在担任首相（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前曾长期主管对外事务，对于大清的国力虚实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

他知道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日本宽裕得多，但那笔钱大部分都被慈禧太后拿去修颐和园了，真正能够用于战争的经费其实相当有限。

按照战前的推演，只要日本海军能够在海上决战中重创北洋水师，夺取黄海的制海权，那么日本陆军就可以从容登陆辽东半岛，从侧翼威胁威海卫和旅顺，迫使北洋舰队龟缩在港内不敢出航，届时战争的天平就会彻底倒向日本一边。

但如今的情况完全反了过来。

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不但击沉了联合舰队的主力，自身却只损失了两艘老旧军舰，定远和镇远这两艘铁甲巨舰更是几乎完好无损地返回了威海卫。

这意味着日本海军已经完全丧失了在黄海的制海权，侵朝日军的海上补给线随时可能被北洋水师切断，而日本本土沿海也暴露在了北洋舰队的炮口之下。

可是现在停战的话，就算清政府再怎么窝囊，也顶多只会象征性地赔几十万两银子意思一下，那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损失和耗费找谁买单？

战前日本为了筹备这场战争几乎掏空了国库。

明治天皇带头捐献了内帑三十万日元，各级官员减薪十分之一，全国上下发行了巨额战争公债，海军为了建造吉野号和秋津洲号等新式军舰更是向英国银行借了将近一千万日元的长期外债。

如果这场战争以惨败告终，不但这些投入都打了水漂，连带着整个日本未来数年的国家财政都要陷入极其严重的困境。

而比起金钱，日本民众得知战败后可能的反应、则更加让伊藤博文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

明治维新以来，政府一直通过学校和报纸向国民灌输“富国强兵”“征服支那”的信念，将对外扩张作为凝聚民心、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

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宣传，日本民众对于战争胜利的期望已经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

如果这场精心筹备的战争以惨败收场，那些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像一柄回旋镖一样倒转过来，狠狠地砸在政府头上。

身为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很清楚日本在三十年变法维新的过程中积累了多大的内部矛盾。

明治维新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代价也是极其沉重的。

农村的地租和税收大幅攀升，城市贫民的生活水平在工业化进程中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下降，再加上士族阶层在废藩置县后失去了原有的收入和地位，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一直在暗中积聚。

政府正是靠着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战争红利和经济刺激，才勉强维持着社会表面的稳定。

一旦对外侵略扩张的美好预期化为泡影，日本这座巨大的火山极有可能猛然爆发、将明治维新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

那些在街头巷尾高呼“征清”口号的爱国青年，转眼间就可能变成冲击内阁府和军令部的暴民。

如果魏今朝听到伊藤博文此时的心声，一定会笑他是自己吓自己。

历史上日俄战争中日本欠了西方一屁股债、最后还不是靠着残酷剥削民众挺过去了，也没见到日本国内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嘛！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的日本高层毕竟没有过那样的实践，他们对于民众的力量既缺乏清醒的认识，也没有后来那种“国民不过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的冷酷共识。

就算睿智如伊藤博文，也不知道日本的下层民众奴性竟然会大到那种程度、就算穷困到被迫卖儿卖女、甚至让妻女卖肉，也不敢揭竿而起造政府的反。

在他的认知中，日本国民既然能够为了明治维新忍受二十余年的艰苦生活，自然也能够为了一场惨败而感到愤怒和不满，而这种愤怒完全有可能演变成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暴动。

再说，伊藤博文又不是后来那些没脑子的后辈，就算想到这种可能性，也不可能真的疯狂到以“国民能够无限度地压榨”为前提进行决策，因此这次海军的大败会让他震惊失态，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伊藤博文在短暂的失态之后迅速强迫自己恢复了冷静。

他重新拿起那份战报，逐行逐句地仔细阅读，试图从中找出任何可能被忽略的信息。

日本海军出动了十五艘主力舰，北洋水师只出动了七艘。

从数量和吨位上看，日本方面都占据着优势。

而且日本舰队装备了大量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在单位时间内的火力投射量上远远超过了北洋水师。

但结果却是日本方面惨败。

战报中提到了几个关键的细节：北洋水师各舰的炮击精度异常之高，尤其是在近距离交战中几乎达到了每两三发就有一发命中的程度。

更为关键的是，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一旦命中就会引发极为猛烈的爆炸，同时伴有难以扑灭的炽白火焰。

那些火焰不仅能够在木质甲板上迅速蔓延，甚至连钢铁结构的舱壁也会在高温下变形开裂。

这种描述让伊藤博文本能地警觉起来。

他很清楚，日本海军在战前对大清的军备情况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情报收集。

根据那些情报，北洋水师的弹药补给一直存在严重问题，由于李鸿章奉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政策，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绝大部分都是从天津机器局和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国产货。

而这些国产炮弹的质量向来堪忧，哑火率居高不下，就算勉强爆炸了其威力也相当有限。

但大东沟海战的实战结果却与此截然相反。

北洋水师的炮弹不但能够稳定起爆，而且威力远超预期的水平。

这意味着日本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要么是国内那些间谍根本没有接触到真正核心的军备信息，要么是北洋水师在战前完成了某种大规模的弹药更新换代。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于日本来说都是极其被动的。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对于北洋水师真实战力的评估已经完全失效，接下来无论制定什么应对策略都要基于不完整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信息。

伊藤博文将这个疑虑暂时搁在心底，将注意力转到了另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上：

这场海战的失败，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冲击？

就在伊藤博文为战败的后续影响忧心忡忡的同时，这份战报也已经送到了宫内省，并通过宫内省的渠道迅速传递到了明治天皇睦仁的手中。

与伊藤博文相比，天皇的反应更加激烈。

睦仁虽然名义上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体制中更多扮演着象征性的角色。

然而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天皇制就被赋予了“神武一体”“万世一系”的神圣光环，天皇本人的意志在关键时刻仍然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尤其是在军事事务上，天皇作为“大元帅”的地位使得他的意见对于军部和内阁都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

当睦仁看到那份战报时，这位平时以冷静克制著称的君主罕见地露出了震怒之色。

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在战报的字里行间快速扫过，站在御前的侍从们从未见过天皇如此失态，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呼吸都不敢发出声音。

“比睿号......临阵脱逃？”

他反复看了那段关于比睿号擅自脱离战列的记录好几遍，然后将战报拍在了御案上。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队一直以“忠君爱国”“武勇无畏”作为核心价值观，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日夜不停地运作，将“为天皇尽忠”的理念灌输到每一个士兵和军官的头脑中。

在这种环境下，临阵脱逃被认为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如今海军在决战中遭到了如此惨重的失败，而更让天皇无法接受的是，这种失败之中竟然还掺杂着“临阵逃脱”这样不体面的成分。

如果比睿号能够坚守战列，哪怕多支撑十几分钟，也许联合舰队就能在那段时间内争取到重新整队的时机，从而避免后续那么惨重的损失。

即使抛开具体战果的得失不论，单是“日本海军将领在战斗中怯敌逃跑”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让日本在国际上蒙受巨大的耻辱。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精心塑造的“文明开化”“军事强国”的形象，在此刻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

睦仁亲自召来了军令部的几位高级官员，详细询问了大东沟海战的经过。

当他得知比睿号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是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指挥军舰退出战列时，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在那之前，大东沟海战中沉没的各舰舰长和官兵几乎都是以殉国告终。

吉野号的坪井航三与河原要一选择了与舰同沉，浪速号的东乡平八郎在即将撞击镇远号的前一刻被击毙于司令塔中，扶桑号的新井有贡在舰体倾覆之前仍然在指挥全舰战斗。

这些将领虽然在战术上失败了，但至少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他们并无畏死之心。

相比之下，比睿号的逃脱就显得格外刺眼。

在睦仁的直接干预下，比睿号的舰长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很快就被以“临阵脱逃、有辱国体”的罪名逮捕并交付军法审判。

审判的过程极其迅速，几乎没有任何冗长的程序。

樱井在数日之内就被判处极刑，在东京湾岸边的军事刑场上公开执行了枪决。

樱井规矩之左右被处决的消息传开后，日本海军内部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那些原本对临阵脱逃行为抱着“情有可原”想法的军官们突然意识到，天皇对于此事的震怒超乎所有人的预想，在这种氛围下任何试图为自己辩解的行为都可能招来更加严厉的惩罚。

而受到这场震荡波及的，远不止樱井一人。

那些战败归来的将领们，尤其是幸存下来的那几艘军舰的舰长和高级军官，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像樱井那样公然逃跑，但在天皇看来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不够勇敢，缺乏决断力，同样构成了严重的失职。

秋津洲号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大佐虽然没有脱逃，但其在战斗中途下令退出战列进行自救的决策，被天皇视为“畏战怯战“的恶劣表现。

尽管从技术角度来看，秋津洲号在当时确实面临着进水失控的风险，退出战列进行损管属于正常的战术选择，但在天皇那份容不得半点瑕疵的心态中，这样的行为同样不可原谅。

与樱井的处决不同，对于上村彦之丞的处理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但也足以让日本海军元气大伤。

上村被免去了秋津洲号舰长的职务，随后被调往一个无关紧要的后方岗位，实际上是变相地结束了其作为一线海军将领的生涯。

同样遭到处置的还有葛城号和大和号两舰的舰长。

虽然在整场战斗中这两艘军舰始终保持在编队最末端，并未受到严重损伤，也谈不上什么“逃兵“之说。

但天皇认为，在主力舰队遭受重创、同伴不断沉没的情况下，这两艘军舰居然能够毫发无损地返回，本身就说明它们的指挥官在关键时刻保存了自己而抛弃了战友。

葛城号舰长伊集院五郎被调离原职，转任海军兵学校的教官，从一线作战部队退居到了教学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