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BJ的第二天开始，李思安就再没闲下来过。

十二月二十八号到一月三号，整整七天，舅舅周卫东给他排的单子密密麻麻，看一眼都觉得喘不过气。

BJ本地的报纸就跑了四家——《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BJ晨报》《BJ广播电视报》。

有的是去报社，有的是约在咖啡厅。记者们的问题大同小异，但每家都得老老实实坐够半小时，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敷衍。

外地驻京的记者站也来了三四家。《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民晚报》，还有一家《今晚报》。

人家大老远跑来BJ，你总不能不见。

《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站的记者是个戴眼镜的女人，四十出头，问的问题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问他有没有看过一篇内参——说某部委在讨论把流行音乐纳入文化产业统计，问他对流行音乐被视为“文化产业”有什么看法。

李思安第一反应是“这问题的层级有点高”，然后绞尽脑汁的编了套词儿给糊弄过去了。

外地的电话采访更多。成都、武汉、南京、杭州、沈阳、西安……光数就数不过来。有的打过来聊二十分钟，有的聊四十分钟。

到后来他接起电话，开场白已经能闭着眼睛说——你好，我是李思安，谢谢你的关注。

说得嘴皮子都薄了，挂了电话灌两口水，下一个又响了。

电台那边也没闲着。BJ音乐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BJ交通台，三家都是直播。

BJ音乐台的主持人是个三十出头的男的，太能聊了。

本来定好录二十分钟，结果聊到EP里每首歌的编曲细节，聊到他在北舞附中练功的日子，聊到台湾签售时粉丝往他手里塞糖……

录完一看表，五十分钟。

出来的时候导播一脸无奈地指了指钟，李思安双手合十冲导播拜了拜，说您多担待。

外地的电台电话连线更折腾。对方把电话接到直播间，这边用座机打过去，信号有时候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

他得扯着嗓子说话，录完一场嗓子得哑半天。孙师傅拿了个大保温杯，泡了半杯子的胖大海给他备着。

商演也没落下。七天里跑了三场。一场商场开业，一场企业年会，一场元旦跨年夜。

开业那场在北三环，新商场门口搭了个小台子，音响效果一般，。

他唱了两首歌就下来了，钱倒是给得爽快，八万现金，信封递过来的时候还带着体温。

企业年会是在亚运村的一家大酒店，几家公司联合办的。

台下坐了三十多桌，喝得脸红脖子粗的老板们举着酒杯听他唱《奔跑》，唱到副歌有人喊“好——”，跟听京剧堂会似的。

跨年夜那场最热闹，是在工人体育馆的一个拼盘演出，来了大概有五千人。

他上台唱《童话》的时候，全场举着打火机，跟着歌曲的旋律摇晃——

一九九六年的最后一天，五千个火苗在体育馆的看台上晃，像碎了一地的星星。

他站在台上看着那片火光，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散场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孙师傅开车接他回宾馆，他靠在座椅上闭了会儿眼。

到了宾馆，他站在窗户前看着北展剧场的尖顶发呆。

过了今晚就是1997年了，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

他突然想起《甲方乙方》里葛优的那句台词，于是低声对自己说了句：1997，我很期待它。

说完又觉得自己有点矫情，轻轻的“呸”了一口，忍不住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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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天里，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没在那张单子上。

二十九号上午，舅舅开车过来接他，等他坐进车里，舅舅开口道：

“许仲民昨儿通知我，说他那边账算好了。”舅舅坐在驾驶座上，吩咐道：“今天咱们抽时间去把钱结了。”

李思安上了车，也没多问。舅舅方向盘一打，往京文唱片的方向开。

许仲明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桌上堆着几摞磁带和文件，墙上挂着一张年度销量排行榜的海报。

他的EP排在第三位，前面是张惠妹和张学友。

许仲明靠在椅背里，看见他们进来，站起来绕过桌子，笑着拍了拍李思安的肩膀。

“回来了？在港台那边闹的动静挺大啊，我在报纸上都看见了。”

李思安笑了：“许总您还关注着呐？”

“做这行的能不盯着吗？”许仲明招呼他们坐下，转头冲门外喊了一声，“小张，倒几杯茶。”

周卫东把孟繁江往前让了半步：“这是孟会计，咱们公司的。”

许仲明点点头，没多客套，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放在桌上。

“账算好了。印了一百二十万盒，实销一百一十五万。批发价六块五，版税十五个点，按咱们后来签的补充协议里的版税标准来的，老周你看看。”

周卫东接过文件夹，翻了翻，递给孟繁江。孟繁江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手指在数字上一行行划过。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翻纸的沙沙声。

这边许仲明也不催，端起茶杯跟李思安闲聊。

问了问他在港台的见闻，那边唱片行业什么状态，宝丽金那边打算怎么签。李思安简单说了说。

聊得挺开心，但也没聊几句——账对得快，几分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