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元月，华北大地天寒地冻，但政治与军事的棋局却在激烈演变。

山西局势巨变还只是一隅之地，看着它似乎发生了巨变，但其他方面也已经一改过去日军压制八路军的局面，日军经常性的扫荡，已经看不到了。

从39年开始构建起来的囚笼体系，现在已经分崩离析。

日伪军大部分依靠还算坚固的据点和互相支援的能力，维持住现在的体系不崩溃。

但是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行动，现在已经有心无力。

冈村宁次大规模组建机动部队的计划一直不能成型，手上的两支部队，已经成了扑火队员。

在华北各地进行支援。

随之而来的战略收缩，又进一步引发了连锁反应。

冈村宁次站在北平司令部巨大的华北地图前，面色阴沉如水。

地图上，代表日军牢固控制的蓝色区域，在过去几个月里，肉眼可见地从许多偏远县乡和交通线外围收缩。

取而代之的，是如燎原野火般蔓延开来的、代表八路军影响的淡红色和浅灰色区域——那是游击区和根据地。

他们不仅扩大还在联合，形成连续的区域，让日军控制区不断的被分割。

“八路……他们的恢复速度，超出了所有推演。”他低声自语。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这本是无奈之下的“断腕”之举，意在避免兵力分散被逐步蚕食，并积蓄力量寻求决战。

但他没料到，八路的“腕”接得这么快，这么狠。

那些被放弃的“空白区”，几乎在日军后脚刚撤离，八路军前脚甚至同步就填了进去，建立政权，组织民兵，恢复生产。原本只是“点”（县城）和“线”（铁路公路）的掌控，现在“面”的流失速度令人心惊。

他甚至有意让一些伪军部队直接接管地盘，让他们联络国民政府。

本意让他们反正后直接投靠国民党，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八路军进驻。

但面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往往直接进攻，根本不给国民政府派人接收的机会。

更让他心烦意乱的是空中。

那架该死的八路银鹰——现在情报部门给了它一个正式代号“太行幽灵”——活动范围似乎在扩大。

从最初只在山西核心区出没，到如今偶尔出现在北平、天津的上空，虽然行踪依然飘忽，攻击也多是针对落单的侦察机和运输机，但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帝国航空兵威望的持续打击。

飞行员中滋生的恐惧情绪，比损失几架飞机更可怕。

他屡次请求国内和关东军增派最新锐的战机，可以派来的数量太少，根本无法覆盖华北的战场。

使这架飞机跟日军打起了游击战，经常出现在日军意想不到的地方。

对日军据点、仓库、运输、部队集结和作战行动，进行打击。

对于日军来说，这是极为打击士气的行为。

一枚100公斤的炸弹，落在那支部队头上，能让他们受得了。

有据点被轰炸后，直接就崩溃的例子。

“司令官阁下，”参谋长田道盛武少将拿着电文走了进来，脸色同样不好看，“大本营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最终回复到了。”

冈村宁次没有回头：“说。”

“关东军方面……认为苏俄的威胁依然是最优先事项，且其自身在满洲的‘治安肃正’任务亦很繁重。经反复协调，最终同意抽调……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8旅团，南下增援华北。”

“只有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冈村宁次猛地转身，眼中掠过一丝怒火和深深的失望。

独立混成旅团虽然也是旅团级，但通常下辖五个独立步兵大队及炮兵、工兵等部队，编制约5000人，战斗力与挽马/驮马制的三单位师团（约1.5万人）相去甚远。

两个这样的旅团，加起来不过万余人，对于广袤的华北战场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这与他期望的至少一至两个守备师团的援兵相差甚远。

“是的。而且，转运、集结、换防需要时间，预计最快也要到三月底才能部分投入战场。”田道盛武补充道。

“大本营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以现有兵力，依托坚固据点和交通线，以‘游击对游击’，同时以精锐部队组织短促突击，重点打击八路指挥机关和后方基地，稳定局面，待太平洋方面……”

“待太平洋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再回师解决中国问题？”冈村宁次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

“田道君，你看不出来吗？八路正在利用这个时间窗口，疯狂地扩张、巩固、积蓄力量！等帝国在太平洋‘取得决定性胜利’，华北的八路军，恐怕已经长成我们无法轻易撼动的巨人了！那些在太行山里日夜轰鸣的机器，那架神秘的飞机，就是征兆！”

田道盛武也是深有感触，不能让八路军再发展下去，因为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会有什么样的局面发生。

现在华北地区处处都是漏洞，只要八路军一捅，缺口就会扩大。

但冈村终究只是华北方面军司令，无力改变大本营的决策。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烦躁：“命令各部，严格执行收缩固守计划。同时，通知特种部队和所有情报机关，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查明八路军在太行山深处的确切兵工厂位置，还有那架飞机的巢穴！我们需要一次决定性的空中打击，或者地面突袭，摧毁他们的核心！”

太平洋战争的消耗，已经拖累了华北战场。

现在只是希望能够尽快消灭这架飞机，给不断下落的局势，缓和一下。

与冈村宁次的焦头烂额不同，此时的渝州，常凯申的心情却极为复杂。

八路军在华北的扩张，捷报通过中共的电台和《新中华日报》不断传来，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但这却让常凯申感到如芒在背。

一支不听号令的武装在其卧榻之侧坐大，这比日军一城一地的得失更让他寝食难安。

“娘希匹！日本人退了，正好是国军收复失地、宣示主权的时候！绝不能让共产党趁机坐大，收买人心！”常凯申对着面前的军政部长何敬之、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人，语气严厉。

“立刻命令豫北的孙殿英、庞炳勋、孙良诚各部，向北推进！进入冀南、冀鲁豫，从八路军手里把地方接过来！要造成事实占领！”

何敬之面露难色：“委座，孙、庞、孙等部，经过去年日军的扫荡和八路的……摩擦，实力受损不轻，士气也……他们恐怕……”

“恐怕什么？”常凯申厉声道，“怕日本人还是怕八路军？告诉他们，这是命令！畏敌不前者，军法从事！”

命令很快下达。

然而，那些在华北敌后生存多年的杂牌将领们，早已成了兵油子和地头蛇。

他们既不愿与兵锋正盛、连日军都敢硬碰硬的八路军发生正面冲突，也无力真的从日军手里夺回多少地盘。

他们采取了与山西阎锡山如出一辙的策略：“躲敌掠地，避实就虚”。

孙殿英部象征性地向北挪动了十几里，占了两个日军主动放弃、八路军尚未完全控制到的偏远村镇，便大肆宣扬“光复”，然后就开始抓丁派款，恢复他的“庙道会”组织，对近在咫尺的八路军根据地秋毫无犯，甚至暗中还有走私往来。

庞炳勋部动作稍大，但也只是沿着黄河故道，占领了一些“空白”地带，与八路军的边缘区保持着一个“默契”的距离。

他给老蒋的报告里写得天花乱坠，声称“收复失地百里，救民于水火”，实际控制区域却没什么增加，反倒和当地的八路军地方武装达成了“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口头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