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十月，秋意已浓，汴河上千帆泊岸，码头喧嚣昼夜不息。

自八月各州解试放榜，得解举子便如候鸟南徙，从四方涌向了京师。

先是近畿诸路：开封府、河南府、应天府的士子，车马轻便，旬日即至。

接着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的队伍，沿着官道迤逦而来。

到九月末，江南、两浙、福建、川陕的举子也陆续抵达。

他们或乘船沿汴河顺流而上，或骑马经蜀道、荆襄驿路北上，携着书箱、行李，还有那纸关乎命运的“文解”。

至十月初，开封城内已汇集了近万名青衫士子。大小客栈“客满”的木牌挂了一片，大相国寺周边的邸店更是早被预订一空。

茶楼酒肆里，南腔北调的交谈话语中，总绕不开一个话题：明春的礼部试。

这景象隔年秋后都会上演，但今岁尤甚。

一则大顺城捷报，让举国振奋；二则朝廷欲改制科举的传言，已如秋风般扫过贡院街的每一家茶肆。

……

就在此时，影响万千举子命运的一次静养资政阁会议正在进行中。

官家赵曙端坐主座，宰相韩琦、枢密使文彦博、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御史中丞司马光、三司使韩绛分列而坐。

“今日请诸卿来，专议三事：

一，贡举周期；二，取士定额；三，解额分配。明春礼部试在即，当定章程。”

赵曙开口道，“此三事，事事关乎天下士子命运，事事关乎国朝百年文脉。诸卿可畅言。”

宰相韩琦首先开口：“陛下，臣等遵旨已拟议三条，恭请陛下圣裁：

一者，贡举自明年起，改为三年一科；

二者，礼部奏名，一科进士以三百人为额；

三者，诸州解额，以旧额四分取三分，然福建、两浙、江西等文风鼎盛处，可特增一成，以补‘东南遗才’之憾。”

赵曙未置可否，而是看向六位重臣：

“我朝科举，自太祖开宝六年定制，至今百又二年。其间几经更革，诸卿皆是亲历者。今日即议改制，当溯本归源，先明现状。”

“欧阳参政，我朝科举，究竟如何运转？”

欧阳修闻言，马上应道：“陛下，容臣细说。我朝科举，分三级四试。”

“第一级，发解试。各州、开封府、国子监于秋季举行，故称‘秋闱’。中式者称‘得解举人’，获州府颁发‘文解’，方可赴京应省试。”

“发解有名额限制，谓之‘解额’。天下三百余州军，每一科发解总额，约在一万六七千之数。”

他稍稍加重语气，“然此中有一情形：文风盛处，如福建、两浙、江西，应试者众，解额相对不足。常有才学之士，困于州试。而西北边州，文风稍逊，反易得解。”

赵曙平静道：“接着说。”

欧阳修继续：“第二级，礼部试，又称省试、春闱。于次年春季在贡院举行。”

“此试连考四场，通常分三日或四日进行，故称‘四试’：诗、赋、论、策。乃最关键一关。”

“而我朝的锁院、糊名、誊录，三制皆在此关。”

“锁院制，始于太宗年间。一旦任命考官，即刻送入贡院，锁闭院门，与外隔绝。考官起居饮食皆在院中，不得与家人通音问，不得接外人片纸。直至放榜，方得出院。”

“糊名制，又称弥封，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定为常制。举人交卷后，由封弥官密封卷首姓名、籍贯。考官但阅文章，不见其人。”

“誊录制，亦真宗朝所创。糊名后，由誊录院书吏以朱笔将答卷重誊，谓之‘朱卷’。考官但阅朱卷，不知笔迹。纵是父子师生，场中相见不相识。”

“陛下，此三制可谓至公。唐时科举，主司可公荐门生，故有‘座主’、‘门生’之谊，易成朋党。”

“我朝行此三制，考官但知文章高下，不知何人所作。故今科场，唯有文章，不认人情。”

欧阳修见官家凝神在听，又继续说道：

“第三级，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本为覆试，防省试不公。至先帝嘉祐二年，定制殿试不黜落，只定高下。”

“故自省试中式，便算‘进士及第’，殿试不过重排名次而已。然殿试名次至关紧要，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京官，不出三年，可至馆阁。”

赵曙又问及取士人数，欧阳修早有准备：

“自太祖开宝六年至治平二年，百又二年，取进士一万九千三百余人，年均约一百九十人。然此乃及第者。”

“若算发解数，每次均一万七千；再算应试者，天下读书人何止百万？故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欧阳修讲完，赵曙基本了解了，于是问道：“三年一科，诸卿可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