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钟后。

文成殿。

礼部侍郎乐群躬身行礼后，开始介绍圣明的避讳制度。

圣明的避讳大体遵循“国讳”、“官讳”和“家讳”三大类，其中只有“国讳”具有法律效力。

所谓“国讳”，即避帝王名讳，乃是避讳制度的核心。

得益于朱高燧的改革，圣明的“国讳”有一个很人性化的特点，那就是不避“嫌名”，即与皇帝名读音相近的字，只避讳字形完全相同的“正讳”。

例如朱高燧的“高”是辈分，无需避讳，名“燧”，民间只需避“燧”字，而不用避“随”、“遂”等同音字。

而且，避讳方式多为“缺笔”，即少写一笔，或改为字形相近的字，在科举与文书中，只要不是刻意写错，往往不会重罚。

此外，也无需避孔圣人名讳，虽然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其名“丘”在神洲大明需要避讳，但在圣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至于官讳是下属对上司或权贵的避讳，有时会避其名讳以示恭敬，但这主要是官场潜规则，非硬性法律。

家讳是家族内部避祖先名讳的做法，在士人阶层中很常见，但法律上并无惩罚规定。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避讳之外，宗室子弟取名的避讳是最严的，因为宗室子弟的名字是皇帝赐予的，只有归为平民籍，失去宗室身份时同步会失去皇帝赐名的特权。

在乾熙、兴德年间，宗室繁衍最多三代，还不存在从宗室归为平民的情况。

但是，到了正宪朝，圣明出现了宗室侯爵。

而按照规定，宗室侯爵除了嫡长子未来继承宗室伯爵之外，余子皆复归平民。

此时圣皇朱高燧还在世，正宪帝朱祁铭为了表达宗室之间的“亲亲之谊”，特地下旨，准许宗室侯爵的嫡子继续使用皇室字辈取名，除继承人外，其余嫡长可不上报礼部，若没有嫡子，那就自然没有“使用皇室字辈”的这个特权了。

景和初年，圣皇朱高燧依然还活着，景和帝朱见沛同样为了表达“亲亲之谊”，也下了一道恩旨，准许宗室伯爵的嫡子使用皇室字辈取名，但仅此一次，下一代无论嫡庶都不准再用皇室字辈取名。

这也是朱厚烷与他大哥朱厚炫虽然成为了平民，却可以按照皇室字辈起名字的原因。

至于他们的后代，就没有使用皇室字辈的资格了。

这也算是另类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了。

乾熙与兴德、正宪年间，朱高燧、朱瞻堂、朱祁铭父子孙三代都强调等级与皇权，特别注重树立皇家威严和等级秩序，因而在涉及皇权象征的避讳上要求较严。

从景和年间开始，避讳政策趋于宽松与务虚。

因为通过科举制度加入官僚体系的官员越来越多，圣明开国年间的勋贵阶层经过数代传承已经大不如建国之初，文官势力增强，相比之下，皇帝个人权威有所下降。

于是，对于避讳，朝廷多采取“上奏则议，不告不究”的态度。

不过，在涉及皇权名分的特殊政治斗争中，避讳会再次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

太子朱厚烽之所以会想起问避讳制度，是因为他发现朱厚烷的名字与他只有一字之差。

他当时在想，若是避讳制度太严苛的话，那么放眼整个圣洲天下，得有多少人为了避讳，不得不去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