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封用血写成的请罪书从大洋彼岸漂来，当那个为大明守了半辈子边疆的老将说“臣之罪也”——张世杰的眼泪，第一次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愧疚。他愧疚的不是陈泽要造反，是他亲手把陈泽推到了造反的边缘。

崇祯四十四年六月初九，卯时三刻。

新明洲，金山堡议事厅。

天还没亮透，议事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二十几个议员，分列两侧，神情肃穆，一言不发。他们是新明洲议会第一届议员，有移民，有商人，有工匠，有农民，还有几个当年被流放到这里的江南士子。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的华丽，有的朴素，有的甚至打着补丁。但他们的眼睛里，有同一种光——那是野心，是欲望，也是恐惧。

最上首的位置，空着。那是留给陈泽的。但他没有来。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来过议事厅了。他的病，越来越重。太医说，是积劳成疾，旧伤复发，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陈将军不来，我们自己议。”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站了起来。他叫刘大川，是金州共和国的创始人，也是新明洲议会最有权势的议员。他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是当年在矿上被石头砸的。他的眼睛里，有光——那是野心。

“诸位，”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今天议一件事。矿税。”

议事厅里，安静下来。

刘大川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展开：“户部来文，催缴本年矿税。三百万两。三百万两，咱们拿得出来吗？”

没有人回答。

刘大川继续道：“拿不出来。不是不想拿，是拿不出来。移民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民兵要发饷，要买枪，要养马。学校要盖，医院要建，路要修。处处都要银子。哪还有银子交税？”

一个议员站起来：“可朝廷催得紧。不交，就是抗旨。抗旨，就是造反。”

刘大川看着他：“造反？我们造什么反？我们是大明的子民，我们不想造反。但朝廷也不能把我们往死里逼。三百万两，不是小数目。交了，我们就得饿死。不交，朝廷就说我们造反。你们说，怎么办？”

议事厅里，又安静了。

辰时三刻，决议通过了。

二十三个议员，十七个赞成，三个反对，三个弃权。赞成的人，脸色凝重；反对的人，脸色惨白；弃权的人，一言不发。

决议的内容很简单：新明洲议会，拒绝缴纳本年矿税。同时，自组民兵五千，保卫家园。

“诸位，”刘大川站在议事厅中央，看着那些议员，“从今天起，新明洲的事，新明洲自己管。朝廷的事，朝廷管。井水不犯河水。”

一个老议员站起来，声音发颤：“刘先生，这是造反。朝廷不会坐视不管的。”

刘大川看着他：“朝廷？朝廷在万里之外。它的兵，来不了。它的船，到不了。它的官，管不了。我们能自己管，为什么要让别人管？”

老议员摇摇头：“陈将军不会答应的。”

刘大川沉默片刻，缓缓道：“陈将军，病了。他管不了了。”

巳时三刻，陈泽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嘴唇发紫，眼窝深陷。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只靠参汤吊着命。他的左臂，在十年前就被炸断了；他的右腿，在三年前被弹片削掉了一块肉；他的背上，有无数道伤疤，是这三十年在战场上留下的。

他的身边，跪着林翼。这个跟了他二十年的老部下，此刻泪流满面。

“将军，议会通过了决议，拒缴矿税，自组民兵。”林翼的声音沙哑。

陈泽睁开眼，看着他：“多少人赞成？”

林翼低下头：“十七个。”

陈泽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道：“十七个……够了。三分之二。他们铁了心要造反。”

林翼哭道：“将军，我去找他们谈。我去求他们。我去……”

陈泽打断他：“不用了。他们不会听的。他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他伸出手，想去拿床头的笔。他的手在发抖，笔尖在纸上戳了好几下，才写下第一个字。他写了一封信，是给张世杰的。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王爷钧鉴：新明洲议会拒缴矿税，自组民兵五千。臣病重，不能制。臣之罪也。臣陈泽，顿首百拜。”

他写完，放下笔，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小刀，在手指上划了一道。血，涌了出来。他用血，在信的末尾，按下了一个血手印。

“林翼，”他的声音很弱，“把这封信，送回北京。六百里加急。”

林翼接过信，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将军，您保重。”

陈泽闭上眼，没有再说话。

午时三刻，一艘快船从金山堡出发，驶向大洋彼岸。

船上装着的，只有那封血书。船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水手，叫周老大，是陈泽的老部下。他站在船头，望着那片茫茫大海，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老大，这封信，真的要送？”大副走过来，低声道。

周老大看着他：“不送，就是抗旨。送了，也许还有转圜的余地。”

大副犹豫了一下：“老大，万一朝廷怪罪下来……”

周老大打断他：“怪罪？怪罪谁？怪罪陈将军？他为大明守了三十年边疆，丢了左臂，伤了右腿，满身伤疤。朝廷要是怪罪他，那还是朝廷吗？”

他看着那片海：“送。一定要送到。”

两个月后，北京。

张世杰躺在床上，面前摆着那封从新明洲送来的血书。他已经看了无数遍，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都烂熟于心。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王爷，您怎么了？”陈邦彦站在一旁，声音发颤。

张世杰摇摇头：“没什么。就是觉得，我对不起陈泽。”

他看着天花板：“我让他去美洲，他去了。我让他打仗，他打了。我让他守边疆，他守了。三十年，他没说过一个不字。现在，他老了，病了，快死了。他的部下要造反，他管不了了。他给我写血书，说‘臣之罪也’。他有什么罪？有罪的是我。是我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的。是我让他管不了，也退不了的。”

他的眼泪，滴在血书上，把那个血手印洇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