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规模浩大，足以登上民国炮战历史的大战开始了。

常凯申在武昌城正面部署了全部第一军以及从其他部队借调过来的火炮，足足一百四十门75口径以上的火炮，对战北洋军布置在武昌城内的八十余门火炮。

射程和数量往往是决定一场炮战胜负的关键，所以，这一场武昌城下的炮战，北洋系统是输了！不过，北洋军输得并不只是几门火炮，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民心和军心。

同时，由于吴部北洋军的注意力全放在武昌正面的北伐军，时刻担心北伐军会借助炮战的胜利，直接攻城，所以就没有发现北洋军分兵渡过长江，从武昌的背后，席卷了汉口和汉阳。

湖北新编第二师本就是湖北本地人组成的，战斗意志不强，在吴军系统中也是属于二等待遇，所以，北伐军一过江，这支驻守汉口的部队就弃暗投明了，不仅如此，湖北新编第二师还自告奋勇当先锋，引导北伐军再次袭取汉阳的河南新编第二师的部队。

而河南新编第二师属于客军，那个时代华夏人的乡土观念都非常的强，背井离乡为别人打仗，本来就士气低落，而且河南新编二师也属于二类部队，拿到的军饷和开拔费也比北洋第三、第八、第二十五师要少。

于是，在湖北新编二师的反水带动下，这只部队也没有进行积极地、坚决地抵抗，很快就从汉阳城北向河南撤退了。

汉阳兵工厂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地落入北伐军之手，同时平汉铁路也被北伐军切断，盘踞在武昌城的吴佩孚的后勤补给和北撤的最近的、最快捷的通道也被切断。

孤立无援的吴佩孚再也不敢困守武昌，他能够选择的就只剩下一条：突围！而且可以选择的方向，只有向西去四川，或者向东去安徽。吴佩孚选择的是向东，去南京那里有渡口，可以北过长江去往扬州，然后北上安徽与曹锟汇合。

突围之路是艰难的，吴佩孚也不愧是和北洋军中的宿将，他利用声东击西，隐真示假的方式，将自己麾下战斗力最强的第三和第八师带出来重围，但是重武器几乎损失殆尽。撤退到安徽后，第三师原来装备的七十多挺重机枪只剩了三挺，火炮只剩下八门。而第八师更惨，重机枪一挺不剩，75山炮野炮还剩七门。

击败了吴佩孚后，整个江南地区，就剩下孙传芳一个对手了。

与原时空历史一样，常凯申还是犯了冒进的错误，致使南昌得而复失，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大局，因为派去南昌的并不是由黄埔军校生为根基的党军，而是唐生智指挥的湘军部队。

就在国民革命军主力拿下武昌的同时，北伐军的东路军，也顺利全据福建，并进入浙江，开始威胁杭州，迫使孙传芳将布置在江西方向的部队回撤浙江那里是他的财赋之地，不容有失。

不过现在孙传芳面临的局面是北伐军的三面合围，击败吴佩孚军队后的革命军主力沿江东进，一路直奔南京，威胁上海，一路再度包围南昌，一路自福建北上，要切断他在江西部队的后路。

与此同时，受到北伐军的鼓舞，红党在上海发动了多次工人起义，尽管没有能够夺取上海，但已经扰乱了孙传芳的部署不希望看到上海沦陷在战火中的列强纷纷给孙传芳施加压力，要求和平。

就在孙传芳还犹豫是否继续打下去的时候，常凯申的惯用手段开始发挥作用，孙传芳麾下的几个重要将领通电宣布革命，转变了立场。看着自己的军队哗变和分裂，自知无力与北伐军争锋后，孙传芳只好通电下野。

原时空中孙传芳和张宗昌等人组成安国军进行顽抗和反攻的计划，在这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现在，整个长江以南多战火消散了。

派驻常凯申身边的美国军事顾问和观察员也结束了他们的工作，于1926年12月回返美国，向美国政府和军方述职和报告他们观察到的华夏军队的情况。

华夏在民国时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或者说是一个军政两届的规则，就是只进行台面上的竞争，竞争失败，就宣布下野，而胜利者也不会对失败者进行追杀，甚至依然可以坐下来共商国是。

而失败者也不是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比如阎老西和冯基督都曾经有过通电下野、交出权力的历史，就连民党军总司令常凯申都不止一次地宣布下野，然后再度出掌民党牛耳。

虽说如此，但也不是没有破坏这种规则的人，比如当年段祺瑞的左膀右臂之一的徐树铮就干过杀掉冯基督的舅舅陆建章的事情，开了一个民国建立以来的恶例，当然随后没几年，冯基督就派人借徐树铮离开北京的档口，一枪将徐树铮送到地下陪陆建章去了。

所以，民国政府的北洋时代的巨头们往往都是今天台上，明天台下，只要还能聚兵，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孙传芳也不能免俗，下野归下野，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再度起复的野心。离开江南的孙传芳带领依然忠于他的部队，返回了老家山东，那里还有一个号称“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