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晓光个子高，也得踮着脚，把最重的那个装着工具的帆布包举上行李架，可人挤人，人群涌来，一个趔趄，帆布包没有放稳。周秉昆眼疾手快，赶紧伸手从下面托了一把，才算没有掉下来。

要知道，行李包里有很多工具，这要掉下来砸到谁，就不是小事了。

两人对视一眼，又把行李往里推一推，生怕火车开动时掉下。

拍了拍手上的灰，五个人终于在靠窗的面对面座位上坐定，椅垫带着些陈旧的霉味，却在这拥挤的车厢里，能坐着别什么都强。

周秉昆和蔡晓光挨着坐在一边，郝似冰、曾刚和陶成三个则坐在对面。

刚坐下，曾刚掏出军用水壶，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凉白开，长舒了一口气，脸上的疲惫散了些——为了赶这趟车，他们早早就从厂里出发了。

陶成则扒着窗户，眼睛一眨不眨地打量着站台上渐渐移动的人群，眼神里满是对见到远方女儿的憧憬。

蔡晓光轻轻合上怀表，往椅背上靠了靠，眉头微蹙着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些难以掩饰的疲惫，“要坐三十个小时才能到齐齐哈尔，十点十分发车，算下来到站得是明天晚上了。”

“这才哪到哪。”

周秉昆接过话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上剥落的油漆，“我问我哥了，下了车站，去三师还有一百多里地呢。不过上一组去的人说，他们会派个车把我们接到地方，就是不知道这话靠不靠谱。”

周秉昆说着，不由自主地转头望向车窗外。

站台边几个送站的人正挥着手，身影渐渐模糊，被涌来的人流遮住。

他的思绪忽然飘远，回到穿越前的时光里——那个时候，从吉春到齐齐哈尔坐高铁，最多四个小时，舒舒服服地坐在软座椅上，看会儿书，喝杯热茶，就到站了。

可现在，却要在这绿皮火车上颠簸整整三十个小时，连喝口水都得挤开过道的人。

时代不同，确实有太多的不同。

蔡晓光见周秉昆有了心事，打开粗布，里面是几根带着露水新鲜劲儿的黄瓜，翠绿水灵的，瓜身上还带着细密的绒毛。他拣了根最粗的递给周秉昆，自己又拿了一根，剩下的分给对面三人，笑着说：

“尝尝，这是大地第一批黄瓜，可好吃了。”

他把手中的黄瓜“咔嗒”一声掰成两半，清脆的声响在嘈杂的车厢里格外明显，引得旁边座位的人看了一眼。

咬了一大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他赶紧用手背擦了擦，嚼着黄瓜，含糊不清地补充道，眼神里带着点期盼，也带着点安慰：

“说是有人接车，应该会派车吧，不然我们带着这么多东西，还得在齐齐哈尔住上一个晚上，多折腾。”

周秉昆拿起黄瓜，咬了一大口，清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

望着车厢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听着耳边此起彼伏的喧嚣——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谈笑声、火车启动前的广播声，心里也没底，只轻轻“嗯”了一声，尾音刚落，就被火车启动的“哐当”声淹没。

“没关系，就算没人接，齐齐哈尔也是大地方，有地方住。”郝似冰眯着眼睛，应了一声。

“对，没有吉春大，可在东北也是大城市，不可能没地方住的。”曾刚直了直上身，笑着说。

“可厂子里根本没给开住宿的《介绍信》，真要是不安排人接站，我们可就要露宿街头了。”蔡晓光嘟囔一句。

车轮缓缓转动，载着五个人的期盼与忐忑，朝着遥远的齐齐哈尔驶去，随着车轮滚滚，吉春的站台渐渐抛在了身后，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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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建设兵团三师。

窗玻璃上蒙着层薄灰，连带着屋里的光线都显得有些沉郁。长条木桌被磨得发亮，搪瓷缸沿上的茶渍和桌上散落的烟蒂，都透着一股焦灼。

明天，吉春拖拉机厂来的修理工就要到了——对正攥着春耕尾巴的三师来说，这是件大事，盼了许久的救命稻草。

三月份，四十辆崭新的“吉春”牌拖拉机轰隆隆开进兵团，所有人都精神一震，眼里亮得能映出光来。

可谁能想到，才两个月光景，一半的拖拉机就蔫头耷脑地趴了窝。

当地农机局的那几个维修工，这些天脚不沾地地转，毕竟不专业，修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叹了气。现在全师上下，就指着厂子里派来的专业修理工，能把这些“铁疙瘩”给盘活。

坐在桌子中间的宣传科科长姚立松，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沿，茶缸里的热水腾起的白雾模糊了他紧锁的眉。他清了清嗓子，打破了屋里的沉寂：

“……明天下午三点，拖拉机厂的五个人到齐齐哈尔站，路程不算近，现在大家合计合计，怎么去接最合适。”

他对面的组织科科长戴广利立刻直了直腰，鼻梁上的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他抬手推了推，

“设备科那辆红星面包，刚好能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