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的风裹着湿冷的寒气，拍在教职工宿舍的落地窗上，发出细碎而绵长的声响。窗外的香樟树落尽了叶子，枝桠光秃秃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偶尔有几只麻雀落在枝头叽叽喳喳几句，又被一阵寒风卷走，只留下满院的寂静。屋内，暖气管散发着淡淡的热气，将室温烘得恰到好处，茶几上放着一杯温透的普洱茶，水汽袅袅，模糊了杯壁上淡淡的茶渍，也温柔了书桌前那个伏案的身影。

我在江城科技大学待了整整四十年，从十九岁那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第六届本科生踏入校门，到后来在职读研、留校从事科技管理工作，从青涩的助工做到如今的教授，从满头黑发熬到两鬓染霜，这所大学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刻着我的青春与半生执念。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就要正式退休了。这个寒假，没有了往日的忙碌，难得清闲下来，我便想着拾起搁置了多年的笔墨，在今日头条上写点东西，不为出名，不为赚钱，只为记录下这四十年里，我亲历的大学变迁，亲历的学术圈起落，也给那些正在迷茫中挣扎的年轻人，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书桌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亮着，光标在空白的文档页面上一闪一闪，像是在催促着我落笔。我端起桌上的普洱茶，抿了一口，温热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暖意蔓延至四肢百骸，那些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片段，也随着这暖意缓缓浮现。最近这半年，我陆续和几位不同年龄段的高校老师聊过天，有和我同龄、即将一起退休的老伙计，有四十出头、正值学术中坚的中年教师，也有刚入职没几年的90后、00后青年教师。越聊，我心里就越不是滋味，越聊，就越觉得如今的学术圈，早就不是我们当年那个心向往之、纯粹而体面的理想国了。

我指尖放在键盘上，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敲下了文章的标题：《学术圈正在悄悄大洗牌：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普通家庭的孩子还能靠读博改变命运吗？》。敲完这行字，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打开了一个装满了酸甜苦辣的潘多拉盒子。这个问题，不仅是最近萦绕在我心头的困惑，更是无数普通家庭孩子正在面临的抉择，也是我这四十年学术生涯，最想诉说的心里话。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还没踏入高校、没接触过科研的家长和学生，还在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眼光看待高校，看待科研。在他们眼里，考上博士，进入高校当老师，就是拥有了一份体面、稳定、受人尊敬的“铁饭碗”，就是实现了阶层跨越，就能一劳永逸。可只有我们这些深耕在学术圈几十年的“老炮”才知道，现实早就残酷到让人清醒，那些曾经的光环，早已在时代的浪潮中渐渐褪去，学术圈，已经回归到了它最真实、也最残酷的模样——一个普通的行业，一个充满竞争、充满不确定性，甚至**险、低回报的行业。准入门槛、家庭背景、投入回报比，这三样曾经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如今却成了横在年轻人面前的三座大山，彻底改变了学术圈的游戏规则。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些不同年龄段学者的身影，他们的经历，仿佛一条清晰的时间线，概括了学术圈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的整个变迁过程，每一段都刻着时代的印记，也藏着太多的无奈与唏嘘。

最先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我刚留校时遇到的那些50后、60后学者，他们，是真正赶上了学术圈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我刚二十出头，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助教，跟着一位60后导师做课题，那位导师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从小就浸润在知识的氛围里，起点本就比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高出一大截。那时候，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极低，全国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能走上学术道路、读到博士的，更是凤毛麟角。知识和资源高度集中，做学术，更像是一种稀缺的“特权身份”，能拥有这份身份的人，不仅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更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我记得，那位导师当年硕士毕业就直接留校任教了，没有如今这么严苛的考核，没有“非升即走”的压力，更没有无编制、预聘制的困扰。他三十多岁就评上了副教授，四十出头就晋升为教授，退休前稳稳地拿到了博士生导师资格，手里握着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身边围着一群优秀的学生，资源、地位、待遇，一步到位。那时候，学校里的老教授们，大多都是这样的经历，他们不用熬太久，不用拼命发论文，不用为了项目四处奔波，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就能安稳地走完自己的学术生涯。对他们而言，做学术，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稳赚不赔的选择，回报远大于投入。

后来，我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一名讲师，身边也多了很多70后、80后的同事和学生，他们，赶上了学术圈的白银时代。那时候，高等教育开始扩招，学术的大门，第一次真正向广大普通家庭的孩子敞开了。我身边的很多70后、80后同事，大多来自工人、普通职员家庭，他们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没有丰富的资源加持，全靠自己一路苦读，从偏远的小镇走到大城市，从普通的本科院校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一步步走上学术道路。

我记得，有一位80后的同事，老家在偏远的农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里条件十分艰苦。他当年高考考上了明德大学，靠着助学贷款读完了本科，又拼命复习，考上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后来又攻读了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候，学术圈已经开始“卷”起来了，想要评职称，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抱紧学术大佬的大腿，拼命发论文，争取科研项目。他每天泡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熬夜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为了一篇论文，能连续一个月不休息，为了一个项目，能四处奔波，看人脸色。压力确实不小，甚至有时候会让人崩溃，但那时候，只要踏实肯干，只要有真才实学，还是有希望的。

我看着他，从一名普通的助教，一步步晋升为讲师、副教授，四十岁左右就评上了副高，后来还当上了的副处长，在社会上，也算是拥有了一份优质的人生。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学术虽然已经不再是轻松的“特权”，但依然是一份值得托付的职业，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实现阶层跨越的一条可行之路。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弥补了家庭背景的不足，靠着自己的坚持，在学术圈站稳了脚跟，虽然辛苦，但也收获了应有的回报。

可如今，当我看到那些刚入职的90后、00后青年教师时，心里只剩下无尽的心疼与惋惜。他们，生不逢时，刚好赶上了学术圈的黑铁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境，曾经的“铁饭碗”，早已碎得面目全非，那些曾经的特权光环，也早已消失殆尽，学术，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险、高投入、低保障的普通职业。

就在上个月，我和学院里一位刚入职两年的95后青年教师聊过天，他是双一流大学的博士毕业，出身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为了供他读书，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当年读博，就是抱着“靠读博改变命运”的想法，以为博士毕业就能进入高校，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他入职江城科技大学时，没有编制，签的是预聘制合同，合同期三年，实行“非升即走”的考核制度。月薪只有六千多块钱，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还不到五千，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城市里，勉强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更别说买房、买车、赡养父母了。他每天的工作强度大得惊人，不仅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拼命发论文、争取科研项目，因为考核指标极其严苛，三年之内，必须发表三篇顶刊论文，拿到一项省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否则，就会被学校解聘。

他告诉我，这两年，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熬夜到凌晨一两点，有时候甚至会在办公室通宵，头发掉得厉害，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次还因为过度劳累，在实验室晕倒了。可即便如此，他心里依然没有底，因为顶刊论文太难发了，科研项目也太难争取了，身边和他一起入职的几位青年教师，已经有两位因为考核不通过，被学校解聘了。他们都是三十多岁的人，博士毕业，却面临着失业的困境，想要转行，却发现自己除了做科研、教书，什么都不会，陷入了“35+失业、转行无门”的绝境。

他还告诉我，他有时候会后悔，后悔自己当初选择读博，后悔自己一头扎进了学术圈。如果当初毕业后直接找一份企业的工作，虽然辛苦，但薪资待遇比现在好太多，也不用承受这么大的考核压力，更不用让父母为自己担心。可现在，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只能拼命努力，祈祷自己能顺利通过考核，能在学术圈站稳脚跟。

听着他的诉说，我心里五味杂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虽然也辛苦，但至少有希望，至少没有这么严苛的考核，至少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学校解聘。而如今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比我们当年更努力、更优秀，却要承受比我们当年多得多的压力与困境，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就是学术圈的现实。

我收回思绪，指尖再次放在键盘上，继续敲下文字。这一切的背后，是学术圈正在从曾经的特权行业，向着大众化普通职业的不可逆转型。这种转型，不是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科研制度完善化、就业市场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早年，科研的物质壁垒和知识壁垒都很高。物质上，科研设备稀缺，科研经费有限，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院所才有能力开展科研工作；知识上，高等教育普及率低，能接触到高深知识、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寥寥无几，知识，是一种稀缺资源。那时候，能做科研的人，都是精英圈层的人，国家投入大，社会地位高，回报也十分丰厚。他们不用面临激烈的竞争，不用承受严苛的考核，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就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回报。

可后来，一切都变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大学，有机会接触到高深知识，有机会走上学术道路；随着科研制度的逐渐完善，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科研设备越来越先进，科研经费越来越充足，科研的门槛也越来越低；随着国家重大工程的陆续铺开，科研的领域越来越广，需要的科研人员也越来越多。于是，科研人口开始爆发式增长，曾经稀缺的知识，变得不再稀缺；曾经珍贵的学历，变得不断贬值；曾经难得一见的论文，变得数量通涨。

可问题是，学术圈的“蛋糕”就那么大，国家的科研投入再多，资源再丰富，也跟不上科研人口增长的速度。竞争者指数级变多，大家都挤破头想要分一块蛋糕，结果，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内卷，内卷到边际收益为负。曾经，发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就能在高校立足，就能顺利评上职称；可现在，就算发表了几篇顶刊论文，也未必能稳稳地保住自己的工作。曾经，博士是香饽饽，高校求着博士来入职；可现在，双一流博士一抓一大把，想要进入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都要经过层层筛选，排队求着高校收留。曾经，学术是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可现在，学术变成了一份充满不确定性、**险、低回报的普通职业。

写到这里，我端起桌上的普洱茶，又抿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就像我此刻的心情。比内卷更残酷的现实是：如今学术领域的性价比，正在和家庭背景深度绑定。这个真相，很残酷，却也很真实，我在学术圈待了四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也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精英家庭主导的领域，往往性价比更高、资源更集中、回报也更稳定；而普通家庭的孩子能轻松进入的领域，因为门槛低、涌入者多，性价比只会持续走低。学术圈的代际变迁，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老一辈的学者，大多出身精英家庭，他们靠着家庭的资源和人脉，轻松拿到了学术的入场券，稳稳地接住了时代的红利。他们不用为了科研经费四处奔波，不用为了论文发表绞尽脑汁，因为家庭的资源，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人脉的加持，能让他们少走很多弯路。他们的学术之路，虽然也有辛苦，但更多的是顺风顺水，是水到渠成。

可如今，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要走上学术道路，却要比老一辈的学者艰难得多。他们没有家庭资源的兜底，没有人脉的加持，只能靠自己的个人努力，拼命挤进校园，拼命挤入学术圈。可当他们挤进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要承担最激烈的竞争、最严苛的考核、最微薄的收入。他们每天熬夜加班，拼命努力，却依然很难站稳脚跟；他们付出了比精英家庭孩子多得多的努力，却依然很难获得同等的回报。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游戏规则已经变了，而是家庭背景的差距，已经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轻易弥补的了。

我想起了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博士生，他出身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条件十分艰苦，他能读到博士，全靠自己的努力和国家的助学贷款。他很聪明，也很勤奋，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写论文，从来没有抱怨过辛苦。可即便如此，他的学术之路依然充满了坎坷。他想要发表顶刊论文，却因为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没有优秀的团队支持，屡屡碰壁；他想要争取科研项目，却因为没有人脉，没有资源，连申报的机会都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