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汉军旗的边缘人

田文镜这辈子，打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点尴尬。

他是汉军正黄旗人，祖籍奉天，具体哪年生的连史书都没记准，只知道大概在康熙初年。这身份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比汉人百姓强点，好歹挂着旗人身份；但在真正的满洲权贵眼里，就是性质的边缘人。

他爹田某（史料连名字都没留）是个小官，具体干啥的不清楚，反正没给儿子留下啥像样的家底。田文镜后来回忆，小时候家里也就够个温饱，想请个好先生都得四处托人。这出身决定了他这辈子不能像满洲勋贵那样靠祖荫，只能自己埋头往前拱。

关于他爹妈，史料里就一句话带过，连他娘姓啥都没记载。这在讲究父母之邦的年代，算是挺少见的，估计是实在没什么值得写的——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出过啥惊天动地的事。田文镜后来发达了，也没见他追封爹妈多高的爵位，大概率是真没啥可吹的。

娶妻之后，日子还是老样子。他媳妇姓王，也是汉军旗人，俩人过了一辈子，没听说过啥风花雪月的故事。王氏身子骨不算硬朗，一直没生儿子，直到田文镜快四十了，才给他添了个儿子，取名田肇丽。就这一个独苗，后来还不成器，这是后话。

田文镜的前半生，用俩字就能概括：平庸。

康熙二十二年，他以监生身份入仕，当了个福建长乐县丞。这官多大呢？正八品，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一级，说白了就是县衙里的高级办事员。他在这位置上干了多少年？足足九年。

九年里，他干了些啥？无非是收税、断案、应付上级检查。县志里记载，他办案还算麻利，但性子太直，经常跟上司顶牛。有次知府下来巡查，想捞点好处，田文镜愣是装听不懂，最后被知府在考评里写了句偏执寡合。

就这么磕磕绊绊，他熬到康熙三十一年，升了山西宁乡知县（正七品）。总算成了芝麻官，可这年他已经快四十了。跟他同时期入仕的，要么早就升到知府，要么干脆致仕回家了。

在山西那几年，他干得还算扎实。县志里说他清苦自守，不事逢迎，但也没见啥突出政绩。唯一的亮点是处理积案，他到任时宁乡有三十多起拖了好几年的案子，他用了一年就全结了，其中有两起是冤假错案，他给翻了过来。但就这，也没让他升官，反而因为得罪了当地士绅，被调去了更偏远的直隶易州。

康熙四十四年，田文镜总算熬到了知州（从五品），这年他已经五十出头。同僚们见了他都客气地喊田知州，但背后都嘀咕：这老小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谁也没想到，这时候的田文镜，心里憋着一股邪火。他看着那些靠关系爬上去的年轻官员，看着那些拿着俸禄不干事的老爷，心里跟猫抓似的。他在日记里写过：官不在大，在能做事。若只图安逸，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看着励志，其实透着一股子不得志的愤懑。

二、转机：雍正的

康熙驾崩那年，田文镜正在吏部当员外郎（从五品）。这官是他熬了三十多年才混上的，干的是最枯燥的文选工作——给官员排序、补缺。每天对着一堆档案，眼睛都快熬瞎了，可他干得特认真，谁该升谁该降，他都按规矩来，一点不含糊。

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个六十岁的老头了。按惯例，再干几年就能致仕，回老家抱孙子，安安稳稳度晚年。同僚们都劝他：田老哥，都这岁数了，别那么较真，差不多就行。

田文镜不听。他知道自己没啥背景，再不按规矩来，这辈子就真白混了。

转机出在雍正元年。

新皇帝胤禛刚上台，憋着一股劲要改革。康熙晚年官场太松，官员们混日子的多，干活的少，国库都快空了。雍正想找几个能干事的人，可放眼望去，满朝都是老好人，谁也不敢得罪人。

这年春天，山西巡抚德音上奏，说山西去年收成好，不用赈灾。雍正有点怀疑，就派田文镜去山西——其实就是暗中查访。

田文镜接到差事时，心里咯噔一下。他跟德音没交情，但知道这人是满洲镶黄旗的，背景硬得很。去查他，万一查出问题，肯定得罪人；可要是查不出，又对不起皇上的信任。

他琢磨了一夜，最后咬咬牙：查！反正都这岁数了，大不了回家种地。

这一去，就成了田文镜人生的转折点。

他没走官方驿道，专挑小路走，一路看灾情、查粮仓。到了山西境内，发现根本不是德音说的那样——好多地方去年遭了旱灾，老百姓都快饿死了，官员们却瞒着不报，还在催缴赋税。

田文镜气得直哆嗦。他在山西待过，知道这地方的官员有多油滑。他没声张，把看到的、听到的全记在本子上，连哪个村饿死了人、哪个粮仓是空的，都写得清清楚楚。

回到北京，他直接把奏折递到了雍正面前。雍正一看就火了，当场把德音的奏折扔在地上：这帮混蛋！百姓都快饿死了，他们还敢撒谎！

没过几天，德音被革职，田文镜被任命为山西布政使（从二品）。

这一步跳得太吓人了——从五品员外郎，直接干到从二品布政使，中间差了好几级。满朝文武都懵了：这田文镜是谁？哪冒出来的？

田文镜自己也懵，但他没工夫想别的。山西官场被德音搞得一塌糊涂，账册乱得像蜘蛛网，粮仓亏空一大半，官员们拉帮结派，谁也不服谁。

他到任第一天就宣布：从今天起，账册重新算，粮仓重新盘，谁要是敢藏着掖着，别怪我不客气！

接下来的三个月，山西布政使司天天灯火通明。田文镜带着人，一本账一本地查，一个粮仓一个粮仓地盘。有官员想送礼打点，被他直接扔了出去；有老资格的官员摆架子，他当场就撤了人家的职；有敢造谣生事的，他抓起来就送刑部。

有个叫李宗翰的知府，是李光地的侄子，仗着祖上的名气，不把田文镜放眼里，说他汉军旗的粗人，不懂规矩。田文镜二话不说，查出来他贪了两万两赈灾款，直接上奏雍正，把他发配到了宁古塔。

这一下，山西官场彻底老实了。谁也没想到这老头这么狠，一点情面都不讲。

三个月后，山西的账册清了，粮仓补了，赋税也收上来了。雍正收到奏报，在朝堂上感慨：田文镜这个人，真是朕的栋梁啊！

这时候的田文镜，已经六十出头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点驼，但眼睛里的光，比年轻时还亮。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三、河南：新政的试验田

雍正二年，田文镜调任河南巡抚（正二品）。这回，雍正给了他一个更硬的差事：推行摊丁入亩。

这政策简单说就是把人头税摊到土地里，有地多交，没地少交。这对老百姓是好事，但得罪的是地主和士绅——这些人地多，以前靠隐瞒人口逃税，现在藏不住了。

河南是中原大省，士绅势力盘根错节。田文镜还没到任，就有人放出话来：想在河南动土？先问问我们答应不答应！

田文镜的对策就一个字：硬。

他到任第一天，就召集全省官员开会。会上，他把摊丁入亩的章程一念，底下一片窃窃私语。开封知府杨文乾（后来成了他的副手）偷偷劝他：大人，河南情况复杂，是不是缓缓？

田文镜眼睛一瞪：缓？皇上的政策，能缓吗？谁要是敢拖，我先摘了他的乌纱帽！

第二天，他就派人去各州各县贴告示，把新政策写得明明白白，还加了句：有敢阻挠者，严惩不贷。

果然，麻烦来了。

河南最大的乡绅是前明兵部尚书的后人，姓周，家里有几千亩地。这周乡绅联合了几十个地主，跑到巡抚衙门门口请愿，说田文镜乱改祖制，祸国殃民。

田文镜让人把为首的周乡绅抓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宣布：周家隐瞒土地三百亩，逃税多年，按律治罪！当场就抄了周家的家，把抄出来的地契当众烧毁。

这一下，没人敢再跳出来了。但暗地里的抵制少不了——有官员故意把账算错，让政策推行不下去；有地主偷偷把地契转到佃户名下，想蒙混过关；还有人散布谣言，说田文镜是个酷吏，早晚要遭报应。

田文镜的招更绝。他让人在全省各地设了举报箱，谁发现有官员徇私、地主逃税，都能匿名举报。查实了，举报者有奖；隐瞒不报的，连坐！

有个知县叫张球，收了地主的钱，故意拖着不推行新政。田文镜接到举报，没打招呼就带人去了县里，直接查账。张球还想狡辩，田文镜拿出他受贿的证据，当场就把他绑了。

这还不算完，他连张球的上司——河南布政使也给参了一本，说他监管不力。雍正看了奏折，二话不说，把布政使也给革了职。

就这么连打带压，摊丁入亩在河南推下去了。第一年，河南的赋税就增加了三十万两，百姓的负担却减轻了不少。雍正高兴坏了，下旨表扬：田文镜办事，朕最放心。

但田文镜的名声，也彻底臭了。

士绅们骂他刻薄寡恩，官员们背后叫他活阎王，连他的儿子田肇丽都在信里劝他：爹，您年纪大了，别太较真，小心得罪人太多。

田文镜把信往桌上一拍，对下人说：告诉少爷，我干的是皇上的事，不是为了让谁高兴！

他在河南的日子，过得跟苦行僧似的。巡抚衙门里的厨子说，田大人顿顿都是一荤一素，从来不许搞排场；他穿的官服，袖口都磨破了还在穿；手下想给他纳妾，被他骂了回去：我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享清福的！

他媳妇王氏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留在北京休养。田文镜一年到头也回不去几次，只能靠书信联系。王氏在信里总说家里都好，别惦记，其实她身体越来越差，全靠汤药吊着。

雍正四年，王氏去世了。田文镜正在河南忙着重修黄河大堤，接到消息时，只是愣了愣，然后对属下说：知道了，按规矩办吧。当天该干啥还干啥，晚上回到衙门，才一个人对着北方哭了一场。

有人说他铁石心肠，连媳妇死了都不哭。可谁也没看到，那之后的好几天，他办公桌上的公文，都带着泪痕。

四、后勤：打仗的钱袋子

雍正五年，西北战事起。准噶尔部叛乱，雍正派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十万大军出征。

打仗打的是钱，是粮。雍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田文镜。

他下旨让田文镜负责西北军需，粮草、弹药、饷银，凡大军所需，河南务必供应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