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6年6月中旬始，香港西区警察署动作频频，相继联合了关税局、税警局、香港舰队等强力部门，展开了数次联合整治行动。

这些行动既是保障太子及出巡人员的安全，也是执行长安中枢决策，为落实《南洋贸易章程》、夏元推行和九龙开发扫除障碍。

效果显而易见，隐藏在香港西区的匪盗纷纷遁走，逃入英属中区。一时间，西区街面为之一清，治安状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商铺门前再无杂物堆积，巡警如同钉子一般，牢牢钉在每一条街巷，连往日里嚣张跋扈的洋商买办也收敛了许多，不敢再公然挑衅西区法度。

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仍在涌动。

逃入中区的匪盗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英属中区某些势力的暗中扶持下，重新纠集在一起，形成了数个更具组织性的匪盗团伙。

他们利用中区与西区交界地带的复杂水道和山林地形，建立起隐秘的据点，时刻窥伺着西区的动向，等待着卷土重来的机会。

与此同时，中区东方银行（1845年成立，1884年倒闭）、沙逊洋行、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在遭遇重创后，并未放弃其非法图谋。

经过商议后，洋行改变了策略，不再试图大规模囤积鸦片和军火于西区仓库，转而采取化整为零、多点渗透的方式。

利用西区尚未完全控制的走私通道，以及退潮时裸露的滩涂，通过渔船，将小批量的违禁物资悄悄运入西区，或直接瞄准正在筹备建设的九龙半岛。

西区警察署面临着新的挑战，副总监韩天正（兼警察署长）召集了各警区负责人以及新晋调入管理科的严熙等年轻骨干，进行了紧急部署。

“匪徒遁入中区，是隐患，但也是机会。”

韩天正指着悬挂的香港地图，在西区、中区的边缘位置戳了戳：“他们离开了熟悉的西区环境，在中区未必能立刻站稳脚跟。”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通过安插的线人和加强边境巡查，摸清他们在中区的落脚点和活动规律。”

“另一方面，要严防死守，杜绝任何违禁品流入，尤其是九龙方向。”

严熙作为一名汉阳警察大学的毕业生，很快便展现出了科班出身的能力，协助治安管理科长梳理了与商行、码头、仓库往来的流程，制定了更为严密的核查和双人负责制度。

同时，利用自己曾在街面巡逻的经验，建议加强沿海偏僻地带、滩涂地带的巡视，并发动沿岸居民和渔民充当“眼线”，建立起一道民间的预警网络。

1847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五），临近春节，渔民活动日益频繁，为中区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一名渔民的线报，税警局在九龙半岛东侧一处荒废的小湾，成功截获了一艘试图靠岸的小型帆船，缴获了藏于暗舱中的二十箱鸦片，抓获涉案人员五名。

经审讯，五人供认不讳，受中区一名绰号“水鬼忠”的匪首指派，试图利用九龙开发前期监管不力的漏洞，建立新的走私通道。

而这次成功的拦截，印证了韩天正和严熙两人的判断，也敲响了警钟。九龙开发尚未正式动工，觊觎者已然开始行动。

消息传到恒盛总部，韩世威面色凝重，意识到九龙面临的不仅仅是建设上的挑战，更是一场贯穿始终的治安战和反渗透战。

在联合执法的会议中，韩世威再次强调，在九龙半岛沿岸的关键位置，提前设立数个哨所和瞭望塔，并调派一支保安团部队进驻九龙，负责初期的场地安全和巡逻任务。

而且，面对中区不间断的渗透，恒盛公司也展开了反击，一场由情报局（负责清廷东南及越南北部）主导的隐秘行动也在悄然展开。

数名情报人员伪装成商人或匪徒，潜入中区，试图摸清英属中区的匪徒势力，以及“水鬼忠”等新崛起匪首的详细情况，为后续可能的跨境打击或分化瓦解收集情报。

当然，西区的一系列动作绝不是无用功，在历时半年多时间的多部门联合执法中，警察署、税警局、关税局、情报局、香港舰队等五部门协同作战，成果斐然。

据统计，在历次打击违法犯罪的行动中，总计搜缴鸦片2917箱，约重35万斤，按中区市场价格估算，价值高达2170万夏元（即217万块银元）。

这些鸦片若是流入西区、广州等市场，足以荼毒数十万百姓，而今却被尽数查没，将在海关监督下公开销毁。

另外，执法部门还缴获各类枪支3213支，弹药632箱，其中不乏最新式的后膛步枪和军用制式弹药。

这批武器的市场价值约180万夏元（即18万块银元），足以武装一个步兵团。它们的查获，彻底粉碎了英属中区不法分子的图谋。

鸦片、枪支、弹药，三项合计约2350万夏元，令西区震惊。

韩世威在内部会议上严肃指出，务必要防范洋人颠覆西区、九龙秩序的险恶用心。同时明令禁止恒盛公职人员，不得与洋人私下交往（公开的商务活动可以）。

除此之外，另一项数据同样引人瞩目，则是海防捐。

在帝国南洋战略的宏大棋局中，海防捐的征收成效无疑是最亮眼的一笔。

自1846年6月11日怀庆府（原宋卡）率先执法以来，截至同年12月31日，香港西区总计征收海防捐2200万夏元（即220万块银元）。

这一数字不仅远超长安中枢最初的预期，更在事实上超越了西区传统商税、关税与市税的总和，跃升为西区财政收入的首要支柱。

这一惊人成就的背后，是帝国秩序霸权在发挥作用。

每当洋船试图规避缴纳，税警局的缉私蒸汽炮艇便会如猎豹般迅捷出击，而香港舰队的蒸汽战列舰则在后方形成战略威慑。

在那森然的炮口下，没有洋船敢冒险挑战。

一位常跑南洋航线的英国船长在私人信件中无奈地写道：“面对夏国人的税警，除了打开钱袋，我们别无选择。”

而且，在帝国秩序霸权的坚实保障下，夏元的推行也获得了强劲动力。

随着海防捐强制要求以夏元结算，加上帝国皇家银行香港西区分行提供兑换服务，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各国商行纷纷开始接纳新币。

使用夏元缴纳海防捐，可享受通关优先权。

至1846年底，西区的主要交易市场已经基本完成从银元到夏元的过渡，帝国金融革新的第一步在西区稳稳落地。

在听取了韩世威的详实汇报后，章又尊在给长安的奏报中写道：“《南洋贸易章程》之施行，不仅为帝国带来了稳定的税源，更彰显了帝国在南洋水域的实际控制力！”

“如今商船往来必遵帝国贸易章程，货殖流通皆行夏元，此非武力征服而胜于征服，非疆域扩张而实为权力之延伸。”

海防捐的巨额收入与夏元的顺利推行，如同一对强劲的翅膀，托举着香港西区乃至整个帝国的南洋战略振翅高飞。

然而，在这片繁荣与秩序的表象下，由利益受损方掀起的暗流，正以前所未有的诡谲和顽固，冲击着新建立的规则壁垒。

1847年的春节脚步渐近，西区街头张灯结彩，筹备年货的人流摩肩接踵，洋溢着一片欢乐的喜庆。

但是在恒盛总部那间可俯瞰港口的会议室内，气氛却与窗外的年味格格不入。

韩世威、黄克勤、韩天正、林忠恕、税警局长、情报局长、关税局长、海关署长，以及列席的太子等使团出巡主要成员，正对着沙盘和情报，进行着新一轮的形势研判。

作为会议主持人，韩世威首先确定议题：“截至去年底，我们斩获颇丰，但代价是，我们已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据内线情报，中区那边，几个有头有脸的洋行和地下钱庄，联合了几个被我们打残的帮会头目，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互助会’。”

税警局长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名称背后的意味：“互助会？”

“他们是想整合资源，统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