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英两国于1839年10月19日签订《合作备忘录》，助力两国经贸关系。

法国商务特使弗兰克·杜邦闻讯之后，也加速了夏、法之间的会谈，并于1839年12月3日达成了进一步的合作意向。

首要一条，就是依英国例，两国建立公使级别的外交关系，互派驻使臣进驻首都，处理双方的经贸往来事务。

第二条，主要是引进法国的纸币技术，完善国家的货币体系。

第三条，是关于长安外国语大学的建设，外务部委托法国联系欧洲各国，抽调语言教师团队，进驻长安外国语大学，负责教授各国的语言文字，包含法语、英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

第四条，则是定于1840年8月1日的阅兵仪式，外务部向欧洲各国发出书面邀请，由弗兰克·杜邦代为转交，包括英、法、葡、西、荷等五国。

在这些条款中，除了第一条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相对比较麻烦，需要双方商定相关的细节，包括遵纪守法、人员数量、活动区域、人身安全、司法豁免、保卫力量等。

当然，这种都是互相的，也就是说商定的这些细节，两国外务官员共同享有，不是单独某一方享有。

比如外务官的司法豁免权，只要双方商定了免责前提（不免责的会受到审判），夏、法两国的外务官都可以在派驻国享有。

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防止派驻国栽赃陷害。

不过，这种条款虽然防止了这一行为，但也给了外务官一定的特权。

在双方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反而催生了一些不好的问题，比如各国外务官侦查派驻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等。

韩青云明知道会有这种行为发生，但还是同意了互派使臣的要求，显然已经做好了心里准备。

毕竟想要从欧洲得利，必然会衍生出其它问题，根本无法避免。

好在都是互相的，英国、法国可以做，夏国的外务官也可以做。就看谁更有水平，拿到对方高价值的情报。

会谈总共商定了四条内容，第一条是关于互派使的问题，影响较大。

至于第二条，主要是引进造币技术，属于商业合作，无非就是利益问题。

而第三条，则是学习欧洲各国的语言，增强双边（或多边）交流。但是因为欧洲派出语言学者，负责教学事宜，无疑会增强欧洲在夏国的影响力。

再就是第四条，韩青云想通过盛大的阅兵仪式，提升国家整体影响力。由于涉及到各国到访人数、住宿、吃饭、行为、守法等诸多问题，也费了一些周折。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等互利的会谈，就看执行过程中，谁得利最多罢了。

而当法国商务特使弗兰克·杜邦将会谈纪要送往巴黎之时，韩青云召见了情报总厅负责人安平，以及安全总厅负责人顾宗维。

“此次我国与英、法两国建交，必然引发渗透与反渗透的工作。安全总厅一定要加强各方面的戒备工作，监视两国派驻的外务人员，以免收买、腐蚀我国重要官员。”

“而情报总厅，要选出几个可堪任用的人才，充作武官，随同外务人员进驻英、法两国的公使馆，收集派驻国的科技、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