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等……皆要袒护安惇？”

赵煦的声音再次响起，却与先前的震怒截然不同。

那是一种刻意压平了声调，滤去了所有情绪的平静，听不出一丝喜怒，反而更让人心底发毛。

章惇心头一凛，知道这位是真正动怒。

他深吸一口气，哪怕明知官家动怒，依旧得站出来，“陛下明鉴，臣等所维护者，绝非石豫那般罪该万死的蠹虫，更非徇私。”

“臣等维护的，是国家擢拔人才的常典，是陛下您赏罚有度、不罪无辜的明君之声。”

“安惇自蒙陛下召回，重列朝班以来，于枢密院任上宵衣旰食，殚精竭虑，无论是去岁灭夏之战，还是如今应对辽军南下，皆恪尽职守，未曾有半分懈怠。”

“其忠勤国事，心系民瘼，朝野有目共睹。”

“臣等愚钝，实不知……仅因举荐之人后来犯罪，便将‘德不配位’这般重语加之于安惇，其理何在？其据何来？”

章惇的话语，将争论的焦点从“安惇是否该罚”，巧妙地转移到了“陛下此罚是否公允、是否合乎法度”上。

这既是辩驳，也隐含着规劝与警告。

陛下，您此举，恐失公允，恐伤臣子之心。

其实，从之前对池鸿谥号那件事上，章惇便已察觉，这位年轻官家，似乎有些刻薄寡恩了些。

他当然明白，赵煦此番重惩安惇，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权衡。

但明白归明白，如此行径，确实让包括他在内的许多“老臣”感到心寒齿冷。

他们历经贬谪，好不容易重返中枢，渴望的是辅佐君王开创一番事业，而非时刻担忧成为君王权术平衡下的牺牲品。

当然，这也怪不得赵煦。

随着亲政日久，权柄日益稳固，他对“为君之道”的体悟也越发深刻。

在他看来，君王不必事事躬亲，只需把握大势，引导朝局即可。

而眼下朝局的大势，便是要重新搭建一个蔡党以平衡权力框架。

徐行之前以霹雳手段铲除蔡卞一党，打乱了他原本的布局，使得章惇等缺少制衡，让他感觉自己的权柄也受到了无形的掣肘。

如若此时蔡卞一系尚在，章惇敢如此公然带头抗辩，必定会有人跳出来斥责其“君前失仪”、“挟众逼君”。

赵煦的目光在殿中逡巡，最后落在了许将身上，带着一丝隐晦的期待。

许将资历老，且与新党都保持一定距离，若他此时能站出来，说几句“雷霆雨露俱是君恩”、“陛下乾纲独断自有深意”之类的话，便能稍稍平衡殿内的压力。

然而，许将感受到天子的目光，却只是将头埋得更低了些，眼观鼻，鼻观心，恍若未觉。

他何等精明，早已看出今日之事，核心已非单纯处置石豫案，而是涉及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若是纯为国事民生，他自当直言。

可若为这等派系倾轧、权力制衡之事，他何必掺和进去，惹一身腥膻？

他的这种心态，也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旧党”或中间派官员的想法。

如钱勰这般被打上“旧党”烙印的官员，当年在旧党鼎盛时也未积极参与党争，如今更不会轻易卷入天家与新党之间的较量。

赵煦的目光又转向苏轼，却见这位苏相仿佛老僧入定，眼帘微垂，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模样。

想躲清静？

赵煦心中冷笑。

“苏相，”他点名道，“依你之见，安惇此事，当如何处置？”

苏轼暗叹一声，知道躲不过去了。

他沉吟片刻，似是在思索，过来一会才缓缓开口：“陛下，此事……或可参详古制。”

“汉时，富平侯张勃与陈汤交好，看重其才能。初元二年，元帝下诏命列侯举荐茂材，张勃便举荐了陈汤。陈汤等待升迁期间，其父去世，他却未奔丧守制。司隶校尉因此弹劾陈汤品行不端，而张勃举荐人才不据实情，被削去食邑二百户……”

“荒谬！”章惇不等苏轼说完，便毫不客气地打断，“苏相岂可生搬硬套？汉时无科举取士，人才晋升多赖察举、征辟，举主责任自然重大。”

“章帝以‘正举者故不以实法’严究举荐者，正是基于此制。”

“然我大宋，自太祖太宗以来，开科取士，天子亲策，进士皆为天子门生！”

“石豫乃是熙宁五年正经科举出身，进士及第。”

“其入仕途径、朝廷任用，自有法度章程，岂能与汉时纯靠私谊举荐相提并论？”

他目光炯炯，逼视苏轼，语气转为尖锐：“若按苏相此论，假以时日，范相之后，陛下垂询群臣何人可为宰执，满朝文武若共推苏相您为相，而您日后犯了过失，难不成所有推举过您的人，都要依汉法，落个‘举非其人’之罪？”

“这朝廷法度，岂不成了儿戏？！”

章惇这番话，逻辑清晰，抓住了核心差异。

科举制度下，官员的选拔机制已经改变，“举主”的责任已被大大稀释和分散。

苏轼被如此抢白，却也不恼，反而露出一副受教了的表情，微微躬身：“章相公所言甚是，是我思虑不周，比拟失当。

他又向着赵煦微微一揖，“陛下，微臣愚钝，见识浅陋了。”

轻轻巧巧，便把皮球又踢了回去。

赵煦见此，心中冷哼，又将目光投向盛长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