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八年九月的时候，陕北的秋意已浓。杏子河谷的三千多亩新垦河滩地，谷穗沉甸甸地垂着头，在秋风中荡起一片金黄波浪。这片曾经的乱石滩，经过新家峁垦荒队近一年的整治，如今已是渠网纵横、田垄齐整的丰腴之地。

然而，收获的喜悦还未散尽，麻烦就来了。

九月十八清晨，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突然闯入河谷。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穿着绸衫的瘦高个，身后跟着一群手持棍棒、腰挎短刀的打手，再后面是几十个扛着麻绳扁担的壮汉——这是要来收粮的架势。

垦荒队长赵大勇正在田边查看谷子成熟度，见状立刻带人拦了上去。

“诸位，这是新家峁的垦荒地，不知有何贵干？”赵大勇抱拳问道，语气不卑不亢。他身后，一百多个正在干活的垦荒队员也聚拢过来，手里握着镰刀锄头。

瘦高个扬了扬下巴，旁边一个账房模样的中年男人上前一步，抖开一张发黄的纸张：“看清楚了！这是弘治年间的地契！杏子河上下游三十里，都是我高家祖产！你们占了我们家的地，还不快滚！”

赵大勇接过地契细看。纸张确实老旧，字迹模糊，但印章依稀可辨。内容写着：“立契人高文远，有杏子河滩地一处，东至黑虎山，西至老榆树，南至河心，北至官道，计地三千五百亩……”

“高管事，”赵大勇将地契递还，“这地契说不清楚。黑虎山在哪？老榆树是哪棵？我们开荒时，这里是乱石滩，连棵草都不长。若是你家的地，为何几十年不耕种？”

瘦高个就是高家管事高福。他冷笑一声：“我家的事要你管？地契在此，官府备过案，这就是凭证！再不让开，休怪我不客气！”

双方对峙起来。垦荒队多是经历过饥荒的汉子，一个个面色黝黑，眼神坚毅，握着农具的手青筋暴起。高家带的护院打手则一脸凶相，手里的棍棒刀子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去报信！”赵大勇低声对身边一个年轻队员说。那队员转身就跑，钻进了谷子地。

消息传到新家峁时，李健正在议事堂与钱小满核对今年的粮食总账。听到“高家”二字，他眉头一皱：“可是绥德那个高维岳家？”

报信的快马喘着粗气：“正是！领头的是高家管事高福，带了二百多人，要抢咱们的谷子！”

黄宗羲放下手中的笔，补充道：“高维岳是举人出身，他弟弟高维峰在西安布政使司当经历，正六品的官。高家在绥德有田万亩，佃户上千，是陕北数得着的大户。这高维岳还有个绰号叫‘高三尺’。”

“高三尺？”李健问。

“意思是凡他看上的地，总要刮去三尺土——形容其贪得无厌。”

黄宗羲摇头，“这些年他兼并土地，手段狠辣，逼死的人命不下十条。听说他最喜欢在荒年低价买地，等丰年再高价租出去。”

李健放下账册，走到墙边地图前，手指点在杏子河的位置：“那片河滩地，咱们投入了多少？”

钱小满翻出厚厚的记录本，快速计算：“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九月，投入人工八千三百五十个工日；开引水渠三里二，排水沟五里；垒石堰五百二十丈；施底肥三千二百担；还建了三个水车、两处谷仓。按市价折算，至少投入了三千五百两银子。”

“收成预计？”

“谷子长势极好，亩产应该能到一石三，三千亩就是三千九百石。按现在市价，每石一两二钱，总值四千六百八十两。”

李健冷笑：“也就是说，高家想空手套白狼，吞掉咱们八千多两的投入和收成。好大的胃口。”

“盟主，怎么办？”郑老汉急了，“硬顶的话，高家有官府背景；退让的话，以后谁都能来咬咱们一口。这开了头，后患无穷啊！”

李健沉思片刻：“先礼后兵。派个懂律法的去交涉，看看高家到底想干什么，底线在哪。”

被派去的是方以智的学生周文彦。这年轻人二十出头，却是秀才出身，熟读《大明律》和历代田制，说话条理清晰，待人接物也得体。他带着两个助手，当天下午就赶到了高家庄园。

庄园坐落在绥德城东，占地数十亩，亭台楼阁，气派非凡。周文彦递上拜帖，等了近一个时辰，才被引入偏厅。

高维岳五十出头，干瘦精明，穿着藏青色绸衫，正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眼皮都不抬：“新家峁的人？来替那些泥腿子说情？”

周文彦不卑不亢，拱手行礼：“高老爷，晚生周文彦，奉李同知之命，前来厘清杏子河滩地的归属事宜。”

“归属？”高维岳放下茶盏，嗤笑一声，“地契在我手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有什么好厘清的？”

“高老爷，”周文彦从容道，“按《大明律·户律》，开垦荒地者，可向官府报备，三年不纳粮，五年后归为永业田。杏子河滩地荒废数十年，草木不生，我们开垦整治，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于法于理都该归我们所有。”

“放屁！”高维岳一拍桌子，“那地是我高家祖产，地契在此！你们不经主人同意擅自开垦，按律该杖八十，田地没收！我没告你们侵占，已经是宽宏大量了！”

“高老爷的地契范围模糊。”周文彦寸步不让，“‘东至黑虎山，西至老榆树’——黑虎山在哪？老榆树是哪棵？且这份地契是弘治年间的，距今已一百五十余年，地界早已湮灭。按律，抛荒三十年以上的土地，视为无主，开垦者得之。”

“少跟我扯律法！”高维岳站起身，指着周文彦的鼻子，“在绥德，我高家就是律法！告诉你家主子，三天之内，把人撤走，粮食留下。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周文彦还想争辩，高维岳已拂袖转入内室，管家高福上前做了个“请”的手势——逐客了。

第一次交涉，彻底失败。

李健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立刻派出多路人马，从各个方向调查高家底细。

第一路去西安，由方以智通过旧日关系，查高维峰的底细。回报：高维峰虽只是布政使司经历（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擅长钻营，与陕西按察使司的几个官员关系密切，还和司礼监某位太监的远亲结了姻亲。此人贪财好色，在西安官场名声不佳，但因会来事，暂时没人动他。

第二路在绥德本地打听，由侯方域派出的几个老成持重的情报员负责。他们扮作货郎、游医，在绥德城乡走访，收集到的信息触目惊心：

高家这些年兼并土地，手段狠辣至极。常用的一招是“围地”：先低价买下某块地周边的好地，然后或阻断水源，或破坏道路，或纵牲畜践踏庄稼，逼得中间的地主不得不贱卖土地。

对佃户更是苛刻。正常地租是五五分成，高家收到七成，遇灾年也不减免。有佃户交不起租，高家就抓人送官，勾结胥吏，轻则杖责，重则下狱。这些年被高家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不下二十户。

“高三尺”的绰号，就是因为他兼并土地时寸土必争，连地边地角都要算计清楚，一丝一毫都不放过。

第三路在杏子河沿岸走访老户。终于，在距离河谷十五里的一个渔村，找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船夫。老人耳朵背了，眼睛也花了，但记忆还清晰：

“杏子河滩？那可是个好地方……三十多年前，嘉靖爷那时候吧，发过大水，黄河倒灌，整个滩都淹了，淤泥三尺深。原来那里是有几户人家，地也不错，但大水之后，死的死，逃的逃，就荒了。”

“高家的地？有，高家当时在那边是有几十亩地，但冲毁了，地界石都没了。后来高家找过，没找着，也就不了了之。现在他们拿的地契……嘿嘿，鬼知道是真是假。”

老人最后说：“那地方荒了三十多年，草都不长，成了乱石滩。这两年有人去开荒，我还说呢，谁这么傻，那地方能种出粮食？没想到……还真种出来了。”

关键信息到手：高家的地契可能曾经有效，但地界已失，且三十多年未主张权利。按大明律，这种情况该由官府重新勘界——但前提是，官府公正。

李健将所有信息汇总，在议事堂分析：

“高维岳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要地，而是要今年的收成。四千石谷子，值四千多两银子，对他也是笔大钱。地契纠纷只是个由头——成了，他白得一片好地；不成，至少也能讹一笔。”

“那咱们怎么办？”李定国问，“硬扛？”

“先看看他下一步。”李健道，“三天期限，看他怎么动。”

三天后，高家果然动手了。但不是硬抢，而是走了“合法”途径。

九月廿二，绥德知县派了二十多个衙役来到杏子河谷，贴出告示：

“查杏子河滩地归属存疑，经县衙初判，暂行封存。所有收成暂扣县衙，待查明归属后再行处置。垦荒人等即刻退出，不得阻挠公务。”

同时，高维岳暗中指使一批地痞，夜间破坏水渠，往田里撒盐。还四处散布谣言：“新家峁强占民田，官府要严办！”“那些流民都是贼寇，占了地就不走！”

垦荒队群情激愤。赵大勇带人护住谷子，与衙役对峙：“这是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谁要抢，先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

衙役头目是个老油子，见状也不硬来，只围住田地，不让收粮。双方僵持。

消息传回新家峁，内部意见分歧。

郑老汉拍桌子：“打！高家欺人太甚！咱们出兵把谷子抢回来，看谁敢拦！绥德县衙算什么？咱们连延安府都不怕！”

钱小满则忧心忡忡：“高家有官府背景，真打起来，咱们就成‘抗官’了。朝廷正愁没借口对付咱们呢。孙传庭那边，可是一直盯着咱们。”

顾炎武沉吟道：“此事关键在于‘理’字。咱们占理，但高家占‘势’。如何以理破势，需仔细斟酌。”

李健听着各方意见，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击。良久，他抬起头：“斗而不破，争而有序。”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正式申诉。

以“杏子河垦荒队全体农户”的名义，将开垦过程、投入清单、证人证言整理成厚厚一册，递交延安知府赵彦。册中详细列明：何时开工，投入多少人工，修建哪些设施，预计收成几何。并附上老船夫等人的证言，证明此地已荒废三十余年。

同时，李健让方以智以私人名义给赵彦写了封信，语气委婉但意思明确：此事若处理不公，垦荒队万人（夸大数字）将赴省城告状，甚至进京叩阍。届时舆论哗然，赵知府脸上也不好看。

第二，发动舆论。

侯方域亲自操刀，将高家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伪造地契（虽未证实，但可暗示）、如何与官府勾结的事迹，编成几个通俗易懂的故事。

这些故事通过说书人、货郎、游方僧，在绥德、延安乃至周边州县传播。重点突出两点：一是新家峁开荒是为了安置流民，是“为国分忧”；二是高家夺地是为了私吞粮食，是“与民争利”。

还编了顺口溜：“高三尺，心太黑，一张破纸要抢粮；垦荒人，汗流干，辛苦一年为谁忙？”

第三，武力准备。

李定国及高杰秘密调集二千五百民兵，全部换上普通农民衣服，携带短刀、棍棒、弓箭（伪装成猎户），分散进入杏子河周边十几个村庄。一旦高家动用武力抢粮，即刻反击，但严格控制规模——只驱逐，不追杀；只护粮，不占地。

李健特别叮嘱：“记住，咱们是‘自卫’，不是‘攻击’；是‘护粮’，不是‘抢地’。只要高家的人先动手，咱们反击就名正言顺。”

这场冲突在普通百姓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在新家峁控制区，人们义愤填膺。茶馆里、田间地头，到处都在议论：

“高家太欺负人了！咱们辛辛苦苦开的地，他们一张破纸就想抢走？”

“李大人这次可不能软！咱们都支持！”

“听说赵队长他们还在河谷守着，饭都送不进去。咱们要不要去帮忙？”

在绥德民间，舆论却分化了。

一些受过高压削的佃户暗中叫好，私下传话：“新家峁要是能治治高家，那才解气！高三尺逼死我表哥，这仇还没报呢！”

但也有百姓担心：“强龙斗地头蛇，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小民。高家在绥德百年根基，新家峁能斗得过？”

更有些与高家有利益往来的商户、地主，则站队高家：“新家峁想吞并绥德的土地，这次是杏子河，下次就是你们的祖田！”

一时间，绥德、延安交界地带人心惶惶，各种流言四起。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意外的人物来到新家峁——绥德卫指挥使冯振邦。

“李同知，高维岳那老小子，是不是找你麻烦了？”冯老爷子进门就嚷嚷，声音洪亮。

李健有些意外，连忙迎上：“冯老将军怎么来了？快请坐。”

“哼，绥德地界上的事，能瞒过我？”冯振邦啐了一口，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高家这些年，没少打我军屯田的主意。仗着他弟弟在省里，连卫所的地都想吞。三年前，他想占我卫所的一处草场，被我顶回去了，两家早有过节。”

原来如此。李健心中一动：“那老将军此次来……”

“我支持你。”冯振邦拍着胸脯，“高家要是敢动武，我卫所的三百兵，随时可以‘拉练’到杏子河。就说剿匪、护粮，名正言顺！”

李健心中感激，但摇头婉拒：“老将军好意心领。但这是民事纠纷，不宜动用卫所兵，免得授人以柄——说咱们勾结军方，那罪名就大了。”

冯振邦皱眉：“那你想怎么办？高家可不是善茬。”

“我想请老将军做个中人。”李健微笑道，“出面邀请高维岳，咱们三方坐下来谈谈。您是绥德卫指挥使，德高望重，这个面子他应该给。”

冯振邦眼睛一亮：“你是想……先礼后兵？能谈则谈，不能谈再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