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却神色不变，从容答道：“陈大人，新家峁从未‘自治’，只是‘自救’。八年前，此地饥民遍地，人相食。官府无力赈济，我等不忍见同胞饿死，遂组织开荒生产，自救救人。”

“至于兵甲，实为自保。陕北流寇横行，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哪一股不是杀人如麻？若无武装自保，新家峁早已被屠戮殆尽。去岁助守延安府，击退刘文秀，便是明证——若我等有异心，何不坐视府城被破，再趁乱取之？”

陈奇瑜目光锐利：“心向朝廷乎？”

“若无朝廷，何来华夏？”李健正色，“新家峁所产，每年缴纳税赋；所治之地，皆是大明疆土；所教之民，皆是大明子民。若朝廷有令，抵御外虏、剿灭流寇，我等愿为前驱。”

他顿了顿，声音诚恳：“然朝廷政令，有时未必及于偏远。陕北距京三千里，文书往来需月余。若饥民待哺，流寇将至，我等坐等朝廷旨意，唯有死路一条。故不得已而自谋生路——此非背叛，实为保存朝廷元气，为大明留一片干净土。”

这话有理有节，既表明了忠诚，又解释了自立的必要性。陈奇瑜神色稍缓，但并未完全被说服。

“空口无凭。”他淡淡道。

“请大人移步，亲眼一观。”李健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接下来的三天，陈奇瑜在新家峁高层陪同下，进行了全面视察。

第一天看农业。他们乘坐马车，沿黄河沿岸行驶。陈奇瑜看到：原本荒芜的河滩地，被开垦成整齐的梯田，一层层如绿色台阶；纵横交错的引水渠，将黄河水引入田间；田埂上种植着苜蓿、豆类，既固土又肥田。

在一处“高产试验田”，农技员详细介绍：“这是玉米与红薯间作。玉米喜光，长在上层；红薯耐阴，长在下层。一亩地，玉米可收三石，红薯可收五石鲜薯——折合粮食约两石。合计亩产五石，是传统麦田的四倍。”

陈奇瑜蹲下身，扒开泥土，看到硕大的红薯块茎，眼中露出震撼之色。他主管过屯田，深知粮食产量的意义。亩产五石，这意味着同样土地能养活五倍人口！

“这些技术，可推广否？”他忍不住问。

“已在推广。”农技员答道，“今年新家峁有十万亩采用这种模式，明年计划推广到三十万亩。我们还编写了《间作要诀》，免费发放给农户。”

第二天看工业。水力工坊区机器轰鸣。在水力纺纱坊，一个女工看管着八台纺车——那是改良过的“珍妮机”，每台有十六个纱锭。女工只需巡视、接线，八台机器一天能纺纱八十斤，是手工纺纱的百倍。

“这些机器……也是你们自己造的？”陈奇瑜问。

“是。”陪同的杨文远介绍，“核心部件是铁制齿轮和轴承，由铁匠坊打造；木结构部分由木工坊制作。我们已实现标准化生产，同样的齿轮、轴承可以互换，坏了也容易维修。”

在玻璃工坊，陈奇瑜看到透明平整的玻璃被切割、打磨，制成镜子、窗户、器皿。他拿起一面巴掌大的手镜，照见自己清晰的面容——这种清晰度，宫中用的铜镜也远远不及。

“这玻璃……能造多大？”

“目前最大能造三尺见方。”工坊负责人答道，“再大就容易有气泡、不平整。我们正在改进熔炉和退火工艺，明年或许能造出四尺的。”

陈奇瑜心中暗惊。如此工艺，已不逊于江南最顶尖的工匠。更难得的是，这里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他看到仓库里堆着上百面大小不一的镜子，等待装运。

第三天看文教卫生。学堂里，孩子们正在上课。陈奇瑜悄悄站在窗外，听见朗朗读书声：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但仔细听，内容又有不同。除了《三字经》，还有新编的《算术歌》：“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一斤十六两，一两十钱计……”

在另一个教室，大些的孩子在学习《农工常识》：“水车之力，源于水流。齿轮传动，省力增效。深耕细作，增产之道……”

陈奇瑜注意到，课堂上有男童也有女童，都穿着统一的蓝色布衣，坐得端正，听得认真。这在大明其他地方，几乎不可想象——女子能识字已是难得，更别说进学堂。

医馆更让他惊讶。干净整洁的诊室，穿白袍的“医生”和“护士”（这个称呼也是新家峁独创），墙上贴着“勤洗手、喝开水、防疾病”的图画标语。药房里，药材按功效分类存放，有专门的“炮制室”处理药材。

最让他震撼的是“外科处置室”。他看到医生用沸水煮过的器械，为一个伤者清理伤口、缝合、包扎，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伤者虽然疼痛，却咬牙忍着——因为墙上挂着“死亡率统计表”，显示这种处理方式的死亡率不足一成，而传统方式的死亡率超过五成。

“这些医术……从何学来？”陈奇瑜问医馆负责人刘郎中。

“部分是祖传，部分是李盟主指点的。”刘郎中恭敬答道，“盟主说，伤口腐烂是因为‘病菌’侵入，沸水可杀病菌，干净布条可防感染。我们按他说的做，果然有效。如今外伤、生产的死亡率，降了七成不止。”

三天视察结束，陈奇瑜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他见过富庶的江南，见过威严的京师，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将农业、工业、教育、医疗有机结合，并形成完整体系的地方。

这不是简单的“地方势力”，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可惜这个模式不能用之于朝堂。太难了！

三天后，陈奇瑜与李健进行最后一次私下会谈。

地点在议事堂旁的小书房。只有他们两人，桌上摆着清茶。

陈奇瑜开门见山：“李盟主，你所创之业，令本官叹为观止。然正因如此，本官更加忧虑——若各地效仿，朝廷权威何在？若你麾下野心膨胀，自立称王，又将如何？”

李健知道这是最关键的考验。他沉吟片刻，诚恳道：“陈大人，容李某说几句肺腑之言。”

“请讲。”

“第一，新家峁之所以能成，是因为满足了百姓最基础的需求——活命、吃饭、安全。若天下皆如新家峁，百姓安居乐业，税赋按时缴纳，流寇无处滋生，朝廷何忧之有？朝廷要的，不就是天下太平、赋税充足吗？”

“第二，关于野心……李某若真有称王称帝之心，何必等到今日？四年前，陕北大乱，李某拥众数万，趁势取延安、攻榆林，割据一方，岂不痛快？为何反而开荒种地、建工办学，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忙碌的景象：“因为李某深知，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流寇能破城掠地，却建不起一个能让百姓长久安生的秩序。李某所求，不是一时之权，而是万民之安。”

转过身，他直视陈奇瑜：“陈大人清正刚直，想必明白：这世道，需要的不是又一个争权夺利的军阀，而是一个能让百姓活下去、活好的榜样。新家峁，愿意做这个榜样。”

陈奇瑜久久沉默。这番话触动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理想——为官一世，不就是为了治国安民吗？可现实是，他越努力，世道越乱。而眼前这个人，却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个近乎理想的世界。

“你要朝廷如何待你？”他终于问。

李健回到座位，提出具体建议：

第一，新家峁愿接受朝廷“招抚”，名义上归延安府管辖，但实际上保持现有管理体系——朝廷可派员监督，但不直接干预治理。

第二，每年定额缴纳税赋，数额可商议。此外，新家峁可“捐输”额外粮饷，支援朝廷剿寇御虏。

第三，新家峁民兵接受官府“协防”名义，必要时听从调遣（但保持独立指挥权），协助维护陕北治安。

第四，新家峁愿将农业、工业技术向周边州县推广，帮助整个陕北提高抗灾能力，安置更多流民。

“简言之，”李健总结，“新家峁愿做朝廷在陕北的‘定海神针’——保一方平安，输朝廷所需。只要朝廷不以刀兵相逼，不以苛税相迫，我们永远是‘大明忠民’，是朝廷最坚实的屏障。”

陈奇瑜闭目沉思。从理性上，他知道这是当前最好的解决方案：朝廷现在内忧外患，根本无力剿灭新家峁这样的势力，不如羁縻利用。从感性上，他被这里的秩序与活力打动——这不正是他理想中的“治世”模样吗？

良久，他睁开眼：“本官可代为上奏。但需做到三点：一，不得公开称王建制；二，不得主动扩张地盘；三，必须按时足额纳饷——若有短缺，需提前陈情，不得虚报。”

“陈大人放心。”李健郑重承诺，“这三条，正是新家峁本意。我们只想安生过日子，不想惹是生非。”

“口说无凭。”

“李某愿立军令状。”李健取过纸笔，当场写下承诺书，签字画押，双手呈上。

陈奇瑜接过，仔细看了一遍，收入袖中：“好。本官信你一次。”

陈奇瑜离开新家峁。临行前，李健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套新编的《农工辑要》，共五册，详细记录了新家峁五年来在农业、水利、工具改良、手工业等方面的经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段，当下的朝堂，是不可能推广开来的。

一箱学堂教材，包括简化字表、算术入门、农工常识等。

十支新家峁工坊特制的狼毫笔，五刀精制竹纸——这种纸比宣纸便宜，但韧性好，适合日常书写。

“此非贿赂，乃请教益。”李健诚恳道，“陈大人若觉其中有可取之处，或可择其善者，推广他处，惠及更多百姓。若觉不妥，弃之即可。”

陈奇瑜欣然接受。这些礼物没有金银的俗气，却饱含知识与诚意。尤其是那套《农工辑要》，他翻看几页，就被其中的内容吸引——这是真正的“经世致用”之学。

“李盟主，”临上马时，陈奇瑜难得露出温和神色，“你所创之业，实为乱世奇观。望你善持之，勿负百姓，勿负华夏。”

“李某铭记。”李健拱手，“也望陈大人善保自身。这世道，清官难得，盼大人长久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做主。”

陈奇瑜深深看了他一眼，拨马而去。

当陈奇瑜回到西安后，向巡抚孙传庭详细汇报。他没有隐瞒新家峁的实际情况，但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新家峁拥众百万，兵甲精良，工坊林立，粮储丰足，已成气候。若强行征剿，需调边军数万，粮饷百万，胜负犹未可知。且一旦开战，陕北必乱，流寇必趁虚而入。”

“然观其作为，实心安民，非蓄意谋逆。李健此人，有治世之才，目前暂无称雄之志。其所创制度，虽异于常，然百姓安乐，税赋不欠，于朝廷实利大于弊。”

“故臣以为，当羁縻用之。授其官职，令其协防陕北，按时纳饷。如此，朝廷不费一兵一饷，而得百万民、万精兵为屏藩，剿寇御虏，皆可得力。待天下太平，再徐图之，未为晚也。”

孙传庭沉吟良久。他是务实之人，知道陈奇瑜的分析切中要害。如今陕西精锐都在剿寇前线，哪有余力对付新家峁？不如顺水推舟。

“就依陈公之议。”他最终道，“本抚即上奏朝廷，请授李健延安卫指挥佥事，令其协防陕北，安民纳赋。”

奏章送到北京时，已是十月初。

崇祯皇帝看到孙传庭的奏章，崇祯只觉得头痛欲裂。一个又一个“自治势力”，朝廷却无力征讨，只能一次次“招抚”“羁縻”。这大明天下，到底还有多少地方是朝廷真正能控制的？

但他能怎么办？辽东要防清军，中原要剿流寇，朝廷能调动的兵力捉襟见肘。新家峁既然愿意纳饷协防，总比多一个敌人强。

“准奏。”他疲惫地提起朱笔，在奏章上批了两个字。

于是，李健有了第一个官方身份：延安卫指挥佥事，从四品武职。虽是虚衔，却代表着朝廷的正式承认。

消息传回新家峁，反应各异。

郑老汉等人不屑：“一个空头官职，就想拴住咱们？”

顾炎武、黄宗羲则看得更深：“此衔虽虚，意义重大。有了这层身份，咱们扩建工坊、招募流民、甚至与周边州县往来，都有了合法名义。这是朝廷给咱们的‘保护色’。”

李健召集全体会议，定下基调：“这个官职，咱们要接，但心里要明白——它不是束缚，而是工具。咱们的根在百姓，不在朝廷。从今往后，对外咱们是‘延安卫指挥佥事李健’，对内咱们还是‘新家峁盟主李健’。一切照旧：税不加，学照上，工照做。”

他特别强调：“但咱们也要更加谨慎。有了这层身份，朝廷的眼睛会盯得更紧。今后行事，更要合规合矩，不留把柄。”

新家峁的百姓得知消息，反应简单得多：

“李盟主当官了？好事啊！”

“说明朝廷认咱们了！以后出门，腰杆更硬了！”

多数人欢欣鼓舞。他们不关心高层的博弈，只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被朝廷承认了，这意味着更安全、更稳定。

这种朴素的认知，正是新家峁最坚实的根基。

夜深人静，李健再次登上了望塔。

秋风吹过，带着收获的气息。脚下的新家峁灯火绵延，远处的黄河在月光下泛着银光。

他想起陈奇瑜临走时的话：“勿负百姓，勿负华夏。”

“我不会负百姓。”他轻声自语，“也不会负这个时代赋予的机会。”

他深知，自己走的路没有先例。既不是完全造反，也不是彻底归顺，而是在夹缝中求发展，在乱世中建设一个“样板”——一个证明人类可以有另一种组织方式、另一种生活可能的样板。

这条路能走多远？不知道。历史从不给保证。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走下去。为了身后这百万信任他的人，为了那些在苦难中挣扎、渴望一线生机的人，也为了……内心深处那个来自未来的灵魂，对更美好世界的执着想象。

远处传来更鼓声。三更了。

李健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转身下塔。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新的一天，又将有新的挑战、新的抉择。

但在这一刻，在这片星空下，新家峁的灯火倔强地亮着。它不够明亮，照不亮整个黑暗的时代。但它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除了腐朽与崩溃，还有新生与希望。

除了绝望与死亡，还有人在努力活着，而且试图活得更好。

这就够了。

秋风吹过，带走塔顶的低语，散入无边的夜色。

而在遥远的北京城，紫禁宫中的崇祯皇帝，又一次在噩梦中惊醒。他梦见了李自成、张献忠，梦见了皇太极、多尔衮，也梦见了……西北那片他从未到过的土地，那里灯火通明，人影幢幢，仿佛另一个世界。

“王承恩。”他嘶哑地唤道。

“奴婢在。”

“陕西那个新家峁……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王承恩一愣，小心答道：“回皇爷，据报是个民团，帮着官府剿寇纳税，孙抚台刚为他们请了封赏。”

“民团……”崇祯喃喃，望着窗外沉沉的黑暗，“这天下，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民团’？”

无人回答。

只有秋风，呼啸着掠过宫墙，吹向不可知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