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残冬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一份来自陕西布政使司的加急公文便如一块冰，狠狠砸在了延安知府赵彦的心头。

“……虏寇交讧，国事维艰。九边缺饷，士卒鼓噪；剿寇乏粮，将帅束手。着令各府州县，自崇祯八年始，秋粮于正赋之外，一体加征三成，以济军需。剿饷、练饷照旧征收，不得减免。各府务于两月之内，将加征细目、催征章程详报省司，秋后征齐解送，颗粒不得拖欠。事关军国，违者严参不贷！”

末尾是陕西布政使、巡抚、巡按的三方大印，鲜红刺目。

赵彦捧着这纸公文，枯坐良久，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他年近五十，在这个知府位置上已坐了四年，本指望熬过这任便能调回京中，谋个清闲职位养老。可这纸公文，几乎断绝了他的念想。

“加征三成……”他喃喃自语，声音发颤，“去年大旱，百姓已易子而食，再加三成，这是要逼着全府百姓都去投闯贼啊！”

他猛地将公文摔在案上，却不敢用力，生怕损了这“上谕”。旁边侍立的师爷周文连忙上前，小心拾起公文，仔细看了一遍，也是倒抽一口凉气。

“府君，这……这如何是好？”

赵彦苦笑：“如何是好？朝廷要钱要粮，我还能抗命不成？”

他顿了顿，“你算算，咱们府要加多少？”

周文是绍兴师爷出身，算账是看家本领。他取过算盘，噼里啪啦拨动起来，越拨脸色越难看：

“回府尊，按朝廷定额，延安府辖一州十六县，共有田亩一百八十万亩。正赋该纳粮八万石，折色银两另算。加征三成，就是两万四千石。剿饷、练饷按户计，折银四万两。总计是……粮十万四千石，银四万两。”

他咽了口唾沫，继续道：“可去年大旱，实收田赋仅五万石，剿练饷实收不足两万两。许多州县上报‘赤地百里，民逃亡过半’，请求减免，省里也准了一部分。今年若按此数征收，缺口……缺口太大了。”

“百姓手里哪还有余粮？”赵彦颓然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去年旱灾，许多地方颗粒无收。若不是靠……靠那边支援些粮食，早就出大乱子了。”

他说得隐晦，但周文心知肚明。“那边”指的就是新家峁。去年秋冬，延安府能勉强维持，很大程度上靠新家峁以“平价售粮”“借粮赈灾”名义送来的两万石粮食，以及新家峁控制区域的稳定——那里没有发生大规模民变，反而吸纳了不少流民，减轻了府城的压力。

“可朝廷的催逼……”周文迟疑道，“若不能按期解送，轻则罚俸降级，重则……罢官问罪啊。首辅那边，怕也不好交代。”

赵彦是温体仁一系的人，能当上这个知府，全赖温体仁提拔。若他在征税这事上办砸了，温体仁也保不住他。

赵彦在堂内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该收的“常例”、该拿的“孝敬”从不手软。但他也有底线：不能逼出民变。一旦百姓造反，他这个知府第一个掉脑袋——流寇可不管你是贪官还是清官。

踱了十几圈，他终于停下，对周文道：“这样，你先按旧额发下文书去催征，看看各州县能收上多少。同时……给新家峁那边递个话，就说本府有要事相商，请李盟主方便时过府一叙。”

周文眼睛一亮：“府尊的意思是……”

“咱们的难处，他们该知道。”赵彦意味深长，“他们能在延安府立足，本府也是出了力的。如今本府有难，他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这是要把压力巧妙地转移出去。

消息很快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新家峁。钱小满拿着密信，急匆匆走进李健的书房。书房里，李健正与顾炎武、方以智商议事宜。

“李盟主，急事！”钱小满头额上都是细汗，“朝廷加税了！陕西布政使司行文各府，秋粮加征三成，剿饷练饷照旧。赵知府顶不住，邀您过府‘商议’。”

李健接过密信，仔细看完，又递给顾炎武和方以智。三人传阅完毕，书房内一时沉寂。

“果然来了。”顾炎武率先打破沉默，叹息道，“朝廷财政已到绝境，只能饮鸩止渴。加征三成……这是嫌天下乱得不够快啊。”

方以智沉吟道：“赵彦此人，贪财惜命，但不算蠢。他知道硬征必激起民变，所以想找我们替他扛。这是个难题，却也是个机会。”

李健走到墙边地图前，凝视着延安府的疆域。半晌，他转身问道：“小满，以咱们现在实际控制的人口田亩，按朝廷定额，该纳多少？咱们又能出多少？”

钱小满早有准备，从怀中取出一个账本，翻到一页：“盟主，咱们现在实际控制区域，包括核心区、缓冲区和部分灰色区，约三百里方圆，在册人口约一百二十万，登记田亩二百五十万亩——这是咱们自己统计的，比官府册籍多出近百万亩，因为咱们源源不断的开垦了大量荒地。”

他指着账目继续道：“按朝廷旧额，每亩征粮四升，二百五十万亩该纳粮十万石。丁银、剿饷、练饷折银，约需五万两。这是理论上的。”

“实际呢？”

“实际咱们去年缴纳的是：粮八万石——其中五万石是咱们本部产的，三万石是替其他区域‘代缴’。银三万两——主要用咱们的流通券折算，实际支出现银不足一万两。”

钱小满苦笑，“加三成的话，理论数变成粮十三万石，银六万五千两。而咱们今年夏粮预计收成二十万石，看似够，但要除去口粮、种子、储备，能动的也就八万石左右。银两更缺，咱们的流通券信用虽好，但朝廷只认白银和实物。”

“缺口确实不小。”李健点头，“但必须解决。如果不缴或缴不足，朝廷就可能派兵来征，或者调别的军队来‘协防’——那才是大麻烦。”

他顿了顿，对钱小满道：“通知委员会各位，一个时辰后，议事堂紧急会议。”

新家峁议事堂内，气氛凝重。李健将情况简要说明后，众人立刻议论纷纷。

郑老汉第一个站起来，这位老农出身的委员说话直来直去：“盟主，咱们的粮食是大家一滴汗一滴汗种出来的，凭什么白白交给朝廷？朝廷给了咱们什么？除了加税就是加饷！要我说，少缴点，搪塞过去算了！咱们有黄河天险，有数万民兵，还怕他们不成？”

侯方域虽出身官宦世家，但在新家峁生活已久，思想已转变不少。他补充道：“郑老说得有理。朝廷如今自顾不暇，洪承畴在河南剿寇，哪有余力来管咱们？就算派兵，也不过三五千人，咱们还怕他们？”

这是“保守派”的意见：以实力为后盾，减少缴纳，甚至不缴。

但黄宗羲立刻摇头：“不然。朝廷现在虽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陕西境内，榆林镇有边军三万，固原镇有两万，宁夏镇有一万五千。这些虽是防蒙古的，但若朝廷严令，抽调万余人来‘协防’咱们，就是大麻烦。咱们现在精锐部队总兵力三万多，但要防守三百里地盘，兵力分散。真打起来，就算能赢，损失也大——咱们的工匠、农夫损失不起。”

钱老倔拍案道：“黄先生说得对！咱们不能只看眼前。跟朝廷撕破脸，咱们就真成反贼了。到时候流寇来打咱们，官军也来打咱们，四面受敌，还怎么发展？”

李大嘴这个宣传大使也附和：“咱们的货物要卖出去，商路要畅通，都离不开官面上的关系。撕破脸，商路一断，损失更大。”

这是“实际派”的意见：必须维持与朝廷的表面关系，不能硬扛。

李定国作为军事负责人，分析得更具体：“从军事角度看，榆林镇总兵，与我有些旧谊，此人贪财但不算狠毒。若朝廷真下令征剿，他多半会阳奉阴违，要点钱粮就撤。但固原镇总兵郑嘉栋，是洪承畴心腹，为人严厉，若他带兵来，就难对付了。”

高杰补充：“咱们的火器虽然厉害，但资源跟不上新的生产力，弹药储备有限。真打大仗，最多支撑三个月。还得继续积累。而且咱们的兵多是本地人，守土有责，但远征能力不足。一旦开战，春耕秋收全耽误，粮食问题更大。”

贺人龙更是直言：“末将曾在官军，深知其中黑幕。那些将领巴不得地方出事，好借剿匪之名要粮要饷，甚至纵兵抢掠。咱们绝不能给他们这个借口。”

这是“军事派”的意见：开战代价太大，应尽量避免。

顾炎武听完各方发言，捋须道：“诸位所言都有道理。依老夫看，关键在赵知府。只要他帮着遮掩，朝廷未必知道实情。所以，得让他成为‘自己人’——不是简单的贿赂，而是让他觉得，他的前程、身家性命，都与新家峁绑在一起。”

吴先生（负责情报）点头：“顾先生高见。赵彦此人，贪而怯，最重自身安危。咱们要让他明白：帮咱们，他能升官发财；害咱们，他第一个倒霉。”

方以智则从战略层面分析：“从长远看，朝廷加税是饮鸩止渴，必激民变。咱们若能帮百姓减轻负担，不仅能收民心，还能让朝廷更依赖咱们——毕竟，现在陕西还能收上税的地方不多了。咱们越显得‘有用’，朝廷就越不敢动咱们。”

李健静静听着所有人的意见，心中渐渐有了决断。等议论声稍歇，他站起身，走到议事堂中央。

“各位的意见，我都听了。综合来看，咱们的方针应该是：税要缴，但不能全缴，也不能不缴。原则是——表面足额，实际减少；安抚官府，惠及百姓。”

他走到木板前，用炭笔写下具体策略：

一、对朝廷层面

- 通过赵彦，上报“足额完成征收”。

- 实际缴纳时，利用“折色”（以实物代银）、“损耗”、“粮色不一需折减”等名目，减少实缴数量。

- 在文书中强调“旱灾影响”“百姓困苦”，为将来继续要求减免埋下伏笔。

二、对赵彦个人

- 给予足额“辛苦费”，让他主动帮咱们遮掩。

- 承诺只要他在任，新家峁保延安府平安，并助他积累政绩。

- 适当透露咱们的实力，让他明白撕破脸的后果。

三、对治下百姓

- 在咱们直接控制区，宣布“不加税，维持十一税（10%）”——这远低于朝廷正赋加三成（实际超过亩产30%）。

- 在缓冲区（归附豪强控制区），帮助协调，争取只加一成。

- 在灰色区（官府直管区），不直接干预，但通过商会、行会等组织，暗中支持合理抗税。

四、对自身建设

- 加快粮食生产和储备，修建更多粮仓。

- 军工生产提速，火铳月产量从五十支提高到一百支。

- 民兵训练加强，特别是要地防守演练。

- 开拓新的贸易渠道，增加白银流入。

“核心是平衡。”李健总结道，目光扫过全场，“让朝廷觉得咱们有用——能收上税；但又不至于觉得咱们太富——引来贪心。让百姓觉得咱们可信——不加税；但又不能让朝廷觉得咱们收买人心——视为威胁。让赵彦觉得离不开咱们——既能得利又能保平安。”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这是一套走钢丝的策略，需要各位精诚合作，精细操作。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前功尽弃。”

众人肃然。这套方案确实走钢丝，但也确实是当前最可行的路。

“现在分工。”李健开始部署，“顾先生、黄先生负责与赵彦的文牍往来，措辞要既恭谨又留有转圜余地。方先生、杨先生准备一批‘折色’货物——铁器、布匹、玻璃器皿，价值要高，体积要小，便于运输和变现。钱小满核算咱们能承受的缴纳上限，并准备流通券与白银的兑换方案。李定国、高杰加强边境巡逻，特别是通往榆林、固原的通道，密切监视官军动向。其他人各司其职，稳住内部。”

命令一道道下达，委员会这台机器开始高效运转。

五月中旬，春耕已近尾声。赵彦以“视察春耕、劝课农桑”的名义，轻车简从，只带了师爷周文和十余名亲随，悄然来到新家峁。

他没有进核心区，而是在边缘的“迎宾馆”下榻。这座建筑是新建的，专门用于接待官员、客商，外观朴素，内里却极为舒适，且完全在控制之下。

当晚，李健设宴接风。宴席不尚奢华，却极精致：四菜一汤——红烧黄河鲤鱼、葱爆羊肉、清炒时蔬、凉拌三丝，外加一瓮鸡汤。主食是新收的春麦馒头，筋道香甜。

没有歌舞，没有陪侍，只有李健、顾炎武、钱小满三人作陪。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彦放下筷子，长叹一声：“李盟主，本府的难处，你是知道的。朝廷加税，如泰山压顶；百姓无粮，似涸泽之鱼。这差事……实在是难办啊。”

李健举杯：“府尊大人勤政爱民，下官素来敬佩。新家峁能在延安府立足，全赖大人照拂。如今大人有难，我们自当竭力分忧。”

“如何分忧？”赵彦眼睛微眯，等着下文。

“今年秋粮，新家峁愿为大人分忧。”李健不紧不慢，“我们可以‘捐输’粮食五万石，直接入府库，不列入正赋账目——这样大人的正赋征收压力就小了一半。此外，剿饷练饷折银四万两，新家峁可出现银两万两。”

赵彦心中飞快盘算。五万石粮，两万两银，这几乎是去年延安府实收的总和！有了这个打底，他的压力顿时小了大半。

但他面上不露，反而皱眉道：“李盟主慷慨，本府感激。只是……朝廷要的是正赋八万石加三成，再加剿练饷。就算有五万石打底，缺口仍不小啊。”

“大人莫急。”李健微笑，“正赋八万石，延安府其他十六县总能收上一些吧？就算平均每县只收两千石，也有三万二千石。加上新家峁的五万石，就是八万二千石——正赋足额矣。至于加征的三成……”

他压低声音：“今年开春又旱，许多地方麦苗枯死。大人可据实上报‘灾情’，请求减免。朝廷现在焦头烂额，陕西布政使司也怕逼反百姓，多半会准——至少准一部分。咱们先报个严重些，准五成，就又是一万二千石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