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往各处的“民情问询使”如同撒出去的网，在联军控制区及周边地带悄然行动。他们穿着普通，有的扮作行商，有的扮作游学士子，有的干脆就是本地口音的吏员，深入村寨、市集、田间地头，与农夫、工匠、小贩、乃至躲藏的难民攀谈。

问的问题看似随意，却围绕核心：日子最难熬的是什么？最盼望官府（或“王师”）做什么？对打仗的将军、皇子怎么看？觉得现在这样（联军管理）好，还是以前有皇帝的时候好？如果……有人要当新皇帝，你们觉得咋样？

起初，百姓多是惊疑畏惧，不敢多言。但随着询问者态度诚恳，反复表明只是“听听大家伙儿的想法，好让上头知道该怎么做事”，加上联军“不掠民”的军规确实在一些地方得到执行，口碑渐渐传开，人们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说出心里话。

汇总回来的信息，五花八门，却清晰地勾勒出乱世底层百姓最真实、最迫切的诉求。

最多的回答集中在三点：

第一，轻徭薄赋。“打仗要粮，驻军要粮，各种摊派没完没了，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能不能少征点？让咱们喘口气，把地种上？”

第二，田地。“地要么被鞑子毁了，要么被打仗荒了，要么被以前的老爷们占了……没地，就没活路啊！”“能不能把无主的荒地分给咱们种？租子少交点就成！”

第三，太平。“别再打仗了，或者至少别在咱们家门口打。”“让咱们安安生生过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比啥都强。”

至于对“皇帝”的看法，则复杂得多。年老些的，有的还对“朝廷”、“天子”存有本能的敬畏和期盼，觉得“总得有个皇帝管着天下才行”；年轻些的，尤其是经历过京城沦陷、官军溃逃惨状的，则普遍漠然甚至反感，“皇帝？南边跑的那个？屁用没有！”“谁当皇帝咱管不着，只要能不打咱，让咱有饭吃就行。”也有少数读过书、心怀理想的士子，则对赵珩充满期待，希望他能“重整乾坤，再造盛世”，但对于是否立刻称帝，意见也不一。

几乎没有人将“立刻拥立赵珩称帝”视为当前最紧迫的需求。百姓们更关心的是眼皮底下的生存问题。

当厚厚的、记录着质朴甚至粗俗言语的“民情录”被送到赵珩病榻前时，他花了很长时间，一页一页仔细翻看。林晚陪在一旁，也默默阅读。

看着那些“少征点粮”、“给点地种”、“别打仗”的简单愿望，赵珩良久不语，眼眶却微微发红。这就是他誓死要守护的百姓，他们的要求如此卑微，却又如此沉重。

“林姑娘，你看，”他指着那些记录，“他们要的不是一个坐在龙椅上、接受山呼万岁的皇帝。他们要的，是活命，是温饱，是安宁。”

林晚点头：“民意已明。称帝之事，确非当务之急。甚至可能分散精力，引发内部新的权力争夺，反而耽误了百姓最盼望的事。”

赵珩深吸一口气，做出了最终决定。

数日后，联军帅帐再次聚集，各主要将领、归附官员代表、乃至部分受邀的士绅耆老皆在列。赵珩的身体仍虚弱，但坚持到场。

他让冯闯将“民情录”中的核心内容摘要宣读。当那些充满烟火气、甚至带着泥土味的百姓心声回荡在帐中时，许多人陷入了沉思。

随后，赵珩缓缓站起（仍需搀扶），面向众人，声音清晰而坚定：

“诸位，民情如镜，照见人心。百姓所盼，非赵珩一人之尊位，而是轻徭薄赋之实惠，是安身立命之田地，是太平无事之岁月！此乃我等抗狄救国、聚兵于此之根本目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表情各异的众人：“若此时我顺应诸位美意，仓促称帝，则必大兴土木以显威仪，必论功行赏以安众心，诸事纷扰，耗费钱粮，与民争利。岂非背离初心，辜负万千百姓血泪期盼？”

“故，”赵珩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赵珩决议，天下未定（北狄未灭），百姓未安，朕——不敢称帝！”

他用了“朕”这个自称，却是在“不敢称帝”的语境下，更显其决心与谦抑。

帐内一片哗然，有人失望，有人不解，也有人若有所思。

“然，国事不可废，军政不可弛。”赵珩继续道，“为统合抗狄力量，总揽安民政务，赵珩愿以‘摄政王’之名，行安民之实！总摄北方抗狄联军及已收复州县一切军政要务！”

摄政王！这是一个低于皇帝，却拥有实际最高权力的称号。既回应了“国不可无主”的现实需求，又避免了立刻称帝的繁琐与潜在弊端，更表明了“暂代”和“以安民为先”的态度。

“同时，”赵珩示意冯闯展开另一卷文书，“本王将颁布《摄政法》，以为施政之纲领！”

《摄政法》内容简明：

一，减赋三年：联军控制区内，所有田赋、丁税减半征收三年，遭兵燹严重之地，免征一年。严禁额外摊派。

二，清丈土地，分田到户（使用权）：清查无主荒地、被北狄破坏之田、以及豪强非法侵占之田，按丁口（优先安置流民和军属）分配耕种，颁发田契（使用权），租税从轻。

三，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组织军民，修复战争损坏的沟渠陂塘，开垦荒地，提供种子农具，恢复生产。

四，开设学堂，教化子弟：于各州县、军营兴办蒙学，教授孩童识字算数及抗狄保家之理，选拔良才。

五，整饬吏治，唯才是举：各级官吏，无论出身，唯贤能、实干是取，严惩贪腐、害民之举。

这五条，条条直指百姓最核心的诉求，也勾勒出一个截然不同于腐朽旧朝廷的新政雏形。

帐内安静下来，许多人仔细咀嚼着这《摄政法》的内容。尤其是“分田到户”（哪怕是使用权）和“唯才是举”，对于底层百姓和寒门士子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对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旧官僚和豪强来说，则意味着利益可能受损，但他们此刻在联军的军事力量和民意支持下，也不敢公然反对。

郭威率先拱手，肃然道：“摄政王殿下以民为本，暂缓正位，而先行安民实政，此乃真正圣王之心！末将钦佩，谨遵《摄政法》！”

韩猛等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那些心怀从龙之念的人，见大势如此，也只得按下心思，至少表面上拥护。

“摄政王”的名号和《摄政法》的颁布，如同一股清流，迅速传遍四方。百姓闻之欢欣鼓舞，觉得真正看到了活下去、甚至好起来的希望。士林之中，赞誉之声鹊起，认为赵珩“务实仁德，迥异于南逃之君”。就连南边朝廷安插的探子和一些心怀异志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手“以退为进”、“民心先行”玩得漂亮，极大地巩固了赵珩的统治基础和道德高地。

赵珩，以“摄政王”的身份，正式开启了整合北方、对抗北狄、实践新政法度的新阶段。他的目光，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军事上的胜负，而是投向了更深远、也更艰难的政治重建与社会革新。

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那本记录了无数平凡百姓最质朴心声的“民情录”。它或许粗糙，却真实地指明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权力，或许可以来源于对民意的倾听与尊重，而非仅仅依赖于武力或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