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矩尚书令同上《循吏?刘矩列传》

刘宽光禄勋灵帝熹平五年(176)《灵帝纪》

刘宽卫尉灵帝光和二年(179)同上

刘郃大鸿胪同上同上

刘宽光禄勋灵帝中平二年(185)《刘宽传》

刘焉太常灵帝时《方术?董扶列传》

刘陶尚书令同上《刘陶传》

此外尚有刘氏中是否宗室不详者任公卿六例，如:刘嚣官司空、太仆，刘逸官司空、太常，刘弘官司空、光禄勋。(《灵帝纪》)

(二)朝外任宗室为州收、刺史。又如上述，以前东汉一般不准宗室任州牧、刺史，延熹年间之前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州牧、刺史者仅有一例。但延熹年间之后，东汉开始任用宗室，灵帝中平五年(188)第一批设置的三个州收中，宗室就占两个。《后汉书?刘焉传》:“(灵帝)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后来，刘虞竟督六州。《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献帝初平三年(192)，“会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督六州。”据笔者统计，自延熹年间至献书兴平二年(195)的三十多年中，东汉共任宗室为州牧、刺史十三例，现将其列表如下:

姓名官职始任时间出处

刘佑扬州刺史桓帝延熹年间《党锢?刘佑列传》

刘佑司隶校尉桓帝延熹五年(162)同上

刘猛司隶校尉灵帝熹平元年(172)《宦者?曹节列传》

刘焉益州牧灵帝中平五年(188)《刘焉传》

刘虞幽州牧同上《刘虞传》

刘岱兖州刺史灵帝中平六年(189)《循吏?刘宠列传》

刘郃司隶校尉灵帝时《蔡邕列传》

刘表荆州刺史献帝初平元年(190)《刘表传》

刘备豫州刺史献帝初平年间《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刘繇扬州刺史献帝兴平元年(194)《献帝纪》

刘璋益州牧同上《刘焉传》

刘备徐州刺史献帝兴平二年(195)《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此外尚有刘氏中是否宗室无考者任州牧、刺史八例，也将其列表如下:

姓名官职始任时间出处

刘度荆州刺史桓帝延熹年间《度尚传》

刘恭凉州刺史同上《党锢?羊陟列传》

刘虔凉州刺史灵帝熹平六年(177)《蔡邕列传》

刘口兖州刺史灵帝中平二年(185)《蔡中郎集?范丹碑》

刘谯益州刺史灵帝时《隶续?刘宽碑阴门生名》

刘勋兄豫州刺史同上《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注引《魏略》

刘遵扬州刺史灵帝末《太平寰宇记》引雷次宗《豫章记》

刘嚣司隶校尉献帝初平年间《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魏书》

因为东汉对宗室实行利用政策，所以宗室势力逐渐回升，在政治生活中日益显示重要作用。如刘淑跻身天下名士的最高头衔——“三君”(窦武、刘淑、陈蕃)之列，桓帝“以淑宗室之贤，特加敬异，每有疑事，常密谘问之”(23);灵帝入承帝统，刘鯈参与定策，《后汉书?窦武传》:“(桓)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间刘鯈，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鯈称解读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灵帝建宁元年(168)，窦武谋诛曹节、王甫等宦官，宗室参与者有刘鯈、刘淑、刘佑、刘猛、刘瑜、刘儒等六人，灵帝光和二年(179)，刘鯈弟司徒刘郃又与刘纳、陈球、阳球合谋诛宦官，董卓专政，献帝密诏刘虞迎其东归，《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初平二年(191)，“(刘)虞子和为侍中，在长安，天子思东归，使和伪逃卓，潜出武关诣虞，令将兵来迎”，曹操擅权，献帝密诏刘备诛灭曹操，《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

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东汉在这一时期对宗室实行利用政策，并非意味着东汉对宗室毫不限制，而是意味着限制比前放松，意味着在利用、限制二者中，利用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东汉在这一时期仍有一些限制宗室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所致。

(一)皇帝怕宗室谋反。按传统观念，帝王只要是宗室则可，所以春秋以来宗室为争王位而相互残杀较少引起人们非议。汉朝皇帝有鉴于此，对宗室的举动十分敏感，总是怕其谋反。而与宗室对立的宦官往往利用皇帝这种心理，无中生有地诬宗室以谋反罪。如刘郃、刘纳等人欲诛宦官，以便“政出圣主，天下太平”。但宦官却对灵帝说:“刘郃等常与藩国交通，有恶意。数称永乐声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刘纳及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交通书疏，谋义不轨”(24)。结果灵帝大怒，刘郃、刘纳等四人皆下狱死。灵帝时，勃海王刘悝“处国奉藩，未尝有过”，但曹节、王甫等宦官却诬奏刘悝谋反，结果灵帝“曾不证审，刘悝遂伏其辜(25)。

(二)皇帝欲使宗室、外戚、宦者三者力量均衡。皇帝利用宗室并非让其取代外戚、宦官而处于专权地位，而是用以牵制外戚、宦官，以便扭转外戚、宦官交替擅政和皇权极度衰弱之局。所以皇帝一旦觉得外戚、宦官对皇权的威胁不复存在，对宗室的利用便适可而止，而对宗室的限制则有所抬头，以防宗室再度出现尾大不掉之势。同样，皇帝对外戚、宦宫也是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尽管利用和限制的程度因时而异。总之，这一时期皇帝基本上是试图使宗室、外戚、宦官三者力量均衡，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

根据以上简析，得知两点认识。兹请以之作为本文结语。

(一)封建社会无法解决宗室、外戚和宦官问题。宗室是皇帝的父系家族，外戚是皇帝的母系和妻系家族，宦官是皇帝的身边近臣，这三者和一般官吏、士人不同，主要不是靠德行和才能，而是靠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而活跃在秦汉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虽然随着时代变迁，皇帝对这三者的利用有所侧重，但最后结局皆与皇帝加强皇权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比如相对说来，秦末采取限制宗室、外戚而利用宦官的政策，结果产生了赵高专权，西汉初采取限制外戚、宦官而利用宗室的政策，结果产生了七国之乱，西汉末采取限制宗室、宦官而利用外戚的政策，结果产生了王莽篡汉。东汉末吸取上述历史教训，对宗室、外戚和宦官基本上一视同仁，利用、限制交替使用，因时制宜，试图造成三者力量均衡、共同维护皇权之局，可结果皇权更加衰弱，东汉迅速灭亡。以后历朝，虽有秦汉经验作为借鉴，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宗室、外戚和宦官问题。这说明封建社会永远无法解决此类问题，而这点主要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决定的。

(二)两汉的宗室政策与皇权的加强密切相关。两汉的宗室政策始终为加强皇权这一目的服务，西汉初大封宗室为王是为了加强皇权，文帝后削弱宗室势力是为了加强皇权，桓帝延熹年间后任宗室为公卿、州牧和刺史也是为了加强皇权。汉朝对宗室采取什么政策，主要取决于皇权面临的主要威胁。西汉初皇权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异姓王、功臣，所以汉朝尽量利用宗室，文帝后一段时期皇权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宗室，所以汉朝大力限制宗室，桓帝延熹年间皇权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外戚、宦官，所以汉朝又转而利用宗室。从两汉宗室政策的变化中可以看出皇权的加强并非一劳永逸，两汉的皇权不断地面临新矛盾。威胁皇权的一种势力消除，皇权暂时加强，威胁皇权的另一种势力往往随之产生，而当这种势力消除后，威胁皇权的其它势力还会产生。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与这种过程相适应，两汉各帝皆有不断加强皇权的愿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愿望导致了两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

〔注〕

①见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载《汉简研究文集》。下文所引释文皆出于此。

②④⑦《汉书?诸侯王表》。

③《汉书?翟义传》。

⑤《后汉书?马援列传》。

⑥《后汉书?光武十王?沛献王辅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