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的晚上，维尔纳站在洪堡大学哲学系楼下，看着三楼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

彼得·韦伯的读书会今晚在这里举行。

他按了按口袋里的名单，迈步走进楼道。

楼道里的灯泡只有一半还亮着，昏黄的光线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维尔纳踩着磨损的石阶往上走，每一步都发出闷响，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三楼走廊尽头的307教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低声的讨论。

维尔纳站在门口停了几秒，整理了一下衣领，然后轻轻敲门。

“请进。”是个年轻的男声。

推开门，房间里坐着七八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面孔。

他们围坐在几张拼起来的课桌旁，桌上摆着几本破旧的书和一个搪瓷茶壶。墙上的标语“学习马列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已经褪色发黄。

彼得·韦伯坐在靠窗的位置。二十六岁，瘦高个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补过肘部的毛衣。

他看到维尔纳，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贝特利希先生？您怎么——”

“韦伯牧师让我给你带点东西。”维尔纳从包里掏出一个纸袋，“巴西咖啡，他说你喜欢喝。”

彼得接过纸袋，脸上露出惊喜：“伯父真是太客气了。”他转向其他人，“各位，这位是维尔纳·贝特利希先生，我伯父的朋友。”

几个年轻人点头致意，眼神里带着警惕。

维尔纳能理解——在东德，陌生人突然出现在私人聚会上，任何人都会紧张。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维尔纳说。

“既然来了，不如留下来喝杯茶？”彼得推了推眼镜，“正好今天我们在讨论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您要是感兴趣——”

“我对哲学不太懂。”维尔纳笑了笑，“不过喝杯茶倒是可以。”

彼得给维尔纳倒了杯茶，又给大家介绍：“这位是玛尔塔，在文化部工作。这位是托马斯，机械工程师。这位是——”

维尔纳边听边点头，心里却在记名字和面孔。

七个人，除了彼得，还有两个大学教师，一个工程师，一个文化部的小职员，两个学生。都是知识分子，都是体制内的人。

“咱们继续？”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教师——玛尔塔——有些不自在地看了维尔纳一眼。

“继续，继续。”彼得翻开桌上的书，“刚才说到哪了？对，西西弗推石头上山这个比喻——”

“加缪说，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托马斯接话，他大概三十岁，手指上沾着机油的痕迹，“因为他在荒诞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义，不再向命运屈服。”

“可这和萨特的观点不太一样。”一个年轻教师推了推眼镜，“萨特强调介入，强调行动改变世界。而加缪更像是在说接受荒诞本身。”

彼得点点头：“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里说，存在先于本质，人要通过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己。但问题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压低，“当你的选择余地，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这种自由还有多大意义？”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也许这正是加缪比萨特更现实的地方。”玛尔塔小心翼翼地说，“萨特太理想化了，以为人真的可以自由地选择，自由地行动。但现实是——”她看了看窗外，“现实是你连读什么书都要小心。”

维尔纳端着茶杯，静静听着。

这些话在60年代的东德确实敏感，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年轻人只是在讨论哲学，在试图理解自己的处境。

他们没有密谋推翻政府，没有散发传单，没有组织示威——他们只是在读书，在思考。

站在一个穿越者的角度，维尔纳太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了。

三十年后，当柏林墙倒塌，当东德档案公开，历史会记住什么？会记住这些追求思想自由的年轻人，还是会记住那些告密者、那些迫害知识分子的史塔西军官？

莱纳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这些人——这些只是想读禁书、想自由讨论的人——会被看作英雄，看作受害者。

可此时此刻，维尔纳就坐在这里，拿着莱纳给的名单，本该完成监视任务。

“加缪和萨特后来决裂了。”彼得继续说，“1952年，因为对苏联的态度。萨特为苏联辩护，加缪批评苏联的极权——”

“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托马斯打断他，又看了维尔纳一眼。

彼得也意识到了什么，咳嗽一声：“对，我们还是回到《西西弗神话》本身。加缪在书里讨论自杀的问题，他认为在荒诞的世界里，自杀不是解决办法，反抗才是——”

“反抗不是指政治上的反抗。”玛尔塔赶紧补充，“是哲学意义上的，是精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