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十九年，春。就在“限僧策”于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数州谨慎试行，朝野内外暗流涌动、佛教势力及关联利益集团或明或暗抵制反弹之际，洛阳宫城深处，一项与此密切相关却又姿态迥异的举动，正在悄然酝酿，并即将以华丽而庄重的方式公诸于世。

一、 明堂深处的经筵

上阳宫观风殿旁，新近修缮一新的“佛光阁”内，檀香袅袅，梵呗轻诵。此处本是宫内一处小型佛堂，近日却被天后武则天指定为处理一桩“要务”的所在。阁内陈设清雅，除佛像、经幡、供器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数张宽大的紫檀书案，上面堆满了来自各地寺院进献的、不同版本的佛教经典，以及大量的纸墨笔砚。

此刻，阁内聚集了十余位身着紫金袈裟、气度不凡的高僧。他们中有来自长安“大慈恩寺”的唯识宗高僧窥基大师（玄奘弟子）的衣钵传人慧沼，有来自嵩山“少林寺”的禅宗北宗领袖神秀大师的弟子普寂，有来自天台山“国清寺”的天台宗大德，也有来自洛阳本地“大福先寺”等名刹的博学僧人。此外，还有数位以精通儒学、文学著称的“北门学士”在列。如此阵容，并非寻常讲经法会，而是天后武则天亲自下诏，从天下征召遴选而来，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项目——“为御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撰疏”——作准备。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仁王经》，是一部在佛教政治哲学中极具特殊地位的经典。其核心要义，便是阐述佛法如何“护国”——君王如何以正法治国，佛法如何保佑国家安宁，僧侣又当如何修行以利益国土。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乱世与治世中，这部经常被统治者重视，用以论证“王法”与“佛法”的相资相成关系。

武则天选择此经亲自作注，其政治意味，不言自明。

阁中，高僧与学士们正在紧张地工作。他们需要汇集、校勘不同译本和注疏，梳理经文义理，准备背景资料，以供天后参考。气氛恭敬而略显微妙。高僧们自然为天后如此尊崇佛法、精研经典而感到鼓舞，但联想到正在推行的“限僧策”，又难免心中忐忑。他们深知，这位天后的崇佛，绝非简单的虔诚，其背后必然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

“阿弥陀佛。”来自天台山的老僧低声道，“天后潜心释教，欲为《仁王经》作注，实乃法门盛事。此经强调护国佑民，正合当今‘限僧策’中‘导其力，纳于轨’之旨。或许，天后正是要借此阐明，整顿教门，非为毁法，实为护法，令正法久住，利益国家。”

慧沼法师眉头微蹙：“理虽如此，然‘限僧’、‘清田’诸策，刀锋所向，触及根本。许多寺院惶恐不安，地方官吏借机勒索、扩大打击者亦有之。贫僧担忧，若不能妥善安抚教内人心，恐生事端。天后此举，或为安抚，亦为……定调。”

北门学士中的元万顷（以文才著称，为武则天心腹文人之一）接过话头，语气平和却带着深意：“诸位大师所言皆有道理。天后常言，‘佛法在世，不离世间法。王者治世，亦需法雨滋润。’ 此次御注《仁王经》，正是要阐明天、佛、王、法之间的关系。天子受命于天，统御万方，护持正法，导利群生，乃其本分。而僧伽清净，严守戒律，利益国家，辅助王化，亦是本分。两者相得益彰，则国泰民安，正法久住。若有僧伽不守戒律，侵夺民利，不恤国用，则非但无益于国，亦违背佛法护国佑民之本怀。天后御注，意在正本清源，使天下僧俗，皆知所向。”

元万顷的话，点明了此次“御注”的核心意图：重新定义“王法”与“佛法”的关系，将“护国”提升为佛教（尤其是寺院和僧侣）的最高义务之一，从而为“限僧策”等一系列整顿措施提供最高层面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背书。 这不是简单的信仰行为，而是一次政治神学的建构。

二、 朱批御注，字字千钧

数日后，贞观殿（武则天日常处理政务之所）旁的暖阁内，灯火长明。武则天卸去了白日朝会的严妆，只着一身杏黄色常服，外罩一件绣有金丝莲纹的绡纱披帛，坐于御案之后。案上摊开的，正是用泥金书写在磁青笺上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精写本。一旁堆着高僧与学士们整理好的资料摘要、历代注疏精华，以及数份草拟的注释初稿。

武则天并非仅仅做做样子。她早年于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使她具备相当的佛学素养。登基后，更是延请高僧入宫讲·法，对佛教义理，尤其是与她政治诉求相关的部分，颇有钻研。此刻，她手持朱笔，时而凝神细阅经文，时而翻阅参考资料，时而提笔在经文字句旁的空隙处，以端庄秀逸又隐含锋棱的楷书，写下自己的批注。

她的批注，并非完全遵循传统注疏的章句训诂，而是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政治指向。

在经文提及“若国王大臣，能持此经，恭敬供养，一切灾难皆悉消灭”处，她批注道：“此言王臣持经，非仅诵读供养之谓。王者，当以正法治国，明刑弼教，使邪伪不行，忠良得所，是谓持经。大臣，当辅佐明君，清心奉法，利济生民，是谓供养。如此，则国基永固，灾难自消，岂独鬼神呵护哉**？”

—— 将“持经”解释为“以正法治国”、“清心奉法”，将护国祛灾与良好的政治治理直接挂钩，淡化单纯宗教仪式的效用。

在提及“法师护国”部分时，她批注：“何谓法师护国？非谓僧徒干政，亦非空谈慈悲。当严守戒律，精进修行，以德行化导愚顽；当劝导信众，忠君爱国，完粮纳税；当以寺产之余，赈灾济困，修路铺桥，力行善举。如此，则僧伽清净，民受其惠，国蒙其福，是谓真护国。若不事生产，坐享厚利，甚而侵夺民田，影庇奸猾，则非但不能护国，实乃国之蠹虫，有违佛法本怀，天地鬼神所不容**。”

—— 明确界定僧侣的“护国”责任在于教化、劝善、慈善，并直接批评侵占民利的行为，将“限僧策”的核心诉求提升到“违背佛法”、“天地不容”的高度。

在论及“如来付嘱国王大臣，护持佛法”时，她写道：“如来付嘱，盖因王者代天牧民，有统御之权，调御之责。护持佛法，非为纵容僧伽恣意妄为，乃为令正法得行，邪伪不生。故王者有权，亦有其责，裁定僧尼额度，清查寺观田产，引导僧众 务本（忠于国家）、利生（利益百姓），使 佛法与王法相得益彰，共护 社稷苍生。此乃如来之本意，王者之天职。”

—— 这是最核心、最大胆的批注。她直接阐释“护持佛法”是君王的权力也是责任，这权力和责任就包括“裁定僧尼额度”、“清查寺观田产”、“引导僧众”，将世俗皇权对宗教的管理和整顿，定义为符合佛意的“天职”，从而在佛教理论内部，为皇权干预、规范宗教事务提供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

字字朱批，力透纸背。每一处注解，都不仅仅是佛学义理的探讨，更是政治理念的宣言，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她以帝王之尊，执笔为刀，巧妙地借用、阐释甚至“改造”佛教经典，将“皇权至上”、“佛法护国”、“僧侣守分”、“整顿必要”等理念，熔铸进对神圣经典的权威解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