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屿决定从写文开始，这是权衡之后最合适的选择。

但写什么好呢？

眼下已经确定要继续开放，虽然生意基本不能做，但是整个文坛已经呈欣欣向荣的景象。

政策虽未明言鼓励，可那纸缝间透出的风早已不一样。

出版社陆续恢复征稿，文学杂志纷纷复刊，就连街角的租书摊也悄然多了起来。

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故事，不为教化，不为立场，只为一吐胸中块垒，一看人间百态，那饥渴程度根本没法想象。

没办法，前些年被压抑得太凶了，现在是报复性反弹。

这个刚破冰的年代，精神粮食实在太紧缺了。

有政策支持，再加上有这个环境，好消息也陆续传来：

1978年夏天，《文艺报》复刊；

到了年底，《收获》《人民文学》等一批老牌杂志不仅恢复出版，更是一纸风行。

最轰动的是《收获》恢复刊号，一夜之间卖出四十万册——

人们像抢购鲜肉一样抢购文学，这在整个二十世纪都罕见。

他清晰地记得，1977年《人民文学》上《班主任》那一声“救救孩子”如何像惊雷般撕裂沉默；

1978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后，全国报纸转载，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

那些作品写得未必多么精妙，却精准刺中了时代情绪的穴位。

就连王蒙也重新拿起了笔，在《最宝贵的》等小说中尝试意识流手法，仿佛要为大家锈住的大脑拧上一点活泛的油。

更让陈屿心动的是那些从市井里钻出来的声音。

广州有个叫陈国凯的工人作家，写工厂里的小人物，一篇《我应该怎么办》让无数工人传抄落泪；

BJ有个刘心武，在《爱情的位置》里大胆探讨年轻人能否公开谈爱，一举打破题材禁区。

文坛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出了几位名家，而在于普通人重新相信了文字的力量。

街边的租书摊前又开始排起长队，不再是雄文四卷，而是《十月》《花城》这类登载“问题小说”的新锐杂志。

年轻人传阅着《今天》这类油印的地下诗刊，北岛、芒克的名字在诗歌圈里如同暗号般流传。

鲜活的文字描述鲜活的时代，陈屿决定就写这样的东西。

契合当下，大家喜闻乐见，能赚钱，能赚大钱的东西。

他还想着衣锦还乡，然后去小雨村捐庙修路当乡绅呢~

打定主意后，陈屿打开床前灯，又从屋子里搬来一张小板凳，架在床上就开始写。

这一次稍有不同，他没写小说，也没写文章，而是写的剧本，因此要稍微麻烦一些。

对于陈屿来说，这种选择简直不要太简单，肯定要搞电影啊。

好不容易穿回来，当文豪有什么意思，又拿不到诺贝尔奖；

要搞就要搞电影，这年头女明星难道她不香？

钢笔划过纸张，沙沙声和翻页声随之响起，连同这夏夜的蝉鸣鸟叫混在一起，一阵凉风袭来，总之就很爽。

这个故事不算长，核心情节都记得，就算细致描写出来，充其量不过1-2万字，按照陈屿目前的速度，最多三四天时间就能搞定。

因为除了晚上之外，白天无事的时候还能写，上班的时候也能写，毕竟都公开摸鱼了，写点东西算什么。

就这样写了三个小时，陈屿只觉得胳膊处一阵酸疼，再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十二点半。

看看窗外，此刻万籁俱寂，月光如洗。

陈屿放下笔，伸了个懒腰，像极了此时的某个人，

“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