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为大明的皇帝，朱慈烺始终是要面对和化解这些所谓“国贼之争”的，这样的事情他可以拖得了一时，却拖不了一世。

不过，在他离开江南，前往江西，湖广的这段时间，南京城内的政治斗争，也一点没有消停下来，特别是定武朝第一次科举考试的展开，各方人马都使尽了浑身解数。

在这个过程中，马士英几乎成功将史可法架空，但他到底是眼光毒辣，随即就跟同为内阁大臣的督师——何腾蛟，勾搭在了一起，甚至还想联络堵胤锡，只是最终发现双方不是一路人。

而史可法之外，高弘图也遭到了马士英的打击，吕大器见势不妙，转投李邦华麾下，这才让马士英消停了下来。

当然，马士英这般争权夺利，并不单单是为了声势，更是要借着科举考试，各部各司衙门调整重组的机会，多拉拢一些自己人。

朱慈烺对于新朝的第一次科考，其实并不抱有太大希望，人才自然要笼络，但科举上来的人，大部分其实并不是他要的人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要的只是将各省的乡绅大族，笼络到自己这边，在大明对基层的控制依旧薄弱的时候，稳住这些基本盘，以便更好征集粮草，供应大军，为此还开了“察举”的口子。不过，若是科举考不过，想要走“察举”这条路子，直接捐作军饷的白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定武朝廷的财政危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与此同时，朝中的各部大臣，一个个也都得到了分润，纷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关键的时候出力，安排自己的亲信嫡系。

如此一来，他们自然可以继续反对朱慈烺在军队，甚至是文武上的一系列改革，但朱慈烺也能在人事任免上，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让其中的任何一个大臣，辛苦建设起来的所谓权势威望，瞬间土崩瓦解。

朱慈烺现在才不过登基一年多，若是不出意外，往后还有几十年的帝王生涯，多的是人想成为他手中的剑，要给他背锅，替他受罪，挤破头来纳这个投名状。

这个，才是真正的帝王权术！

但对于朱慈烺来说，他并不只是想要成为一个玩弄权术的皇帝，这些旧官僚们，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他今后要扫除的。

不过，这些都要等他进一步巩固统治，获得更大的声威之后，才能大刀阔斧改革，否则极有可能适得其反。

而随着朱慈烺对着上奏谏言的官员们一番敲打，原本激烈反对的一众大臣，也都偃旗息鼓，不敢再谈论所谓的“国贼”。

马士英一开始便没有自己出头，见势不妙，立马转而开始盛赞“陛下神武”，看得那些为了所谓清名，绝不妥协的清流们，恨得牙根痒痒。

在摆脱了朝臣的纠缠之后，朱慈烺随即又全身心投入到了抗清备战之中，中原，陕西等地的情报，源源不断飞到了他的御案之上。

与此同时，江北等地的屯堡和民政建设，江南的兵器工坊建设，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南京城的兵器工坊，苏州，松江等州府的服工坊，经过了早期的产能爬坡，生成出来的军备服，很快就装备了殿前军和京营的近五万精锐大军。

大明当前在屯堡民政和兵器工坊中的投入巨大，户部，工部，兵部都参与了其中，特别是屯堡建设。

整个江淮地区，现在已经密密麻麻，遍布成百上千各屯堡，朱慈烺为了安置殿前军和京营家属，中原各地迁移百姓而组建的屯堡体系，将会有力阻击清军。

八旗马甲的袭扰破坏战术，以及由此衍生出来战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只对所谓的“古典集权帝国”有效。

毕竟，大明其实除了各地边军之外，在地方不是不保留武力，就是只保留十分有限的自卫力量，这在十七世纪，面对八旗军，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换言之，清军只需要等大明调集国家主力军队前来决战时，再调集更强大的机动大兵团实行战略围歼，便可以一举摧毁大明的国家防御力量，甚至是动摇大明的统治结构。

而因为“古典集权帝国”的地方武力往往相当有限，只要摧毁其边军，便相当于摧毁了其统治结构，接下来地方就很难形成任何有效的抵抗。

在满清六次入塞中，其实大明也不是没有过反击，其中在山西大同，便依靠地形和堡垒，成功对八旗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取得了可喜的战果。

但聪明绝顶的崇祯皇帝，以及他手下的一众大臣们，根本没有战略战术总结的能力，甚至对于这种积极防御的正确战略，嗤之以鼻。

毕竟，在他们看来，大明王师战力无双，绝对可以在野战中击败满清。可每一次实战的结果都是——野战必败，即便是华北的守城战，结果也是难以预料。

朱慈烺现在兵力依旧不足，因为武昌的丢失，长江防线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他必须集中两倍以上的优势兵力，其中至少有五六万野战精锐，才能谋求真正意义上的局部反击。

多尔衮不是多铎，没那么好对付，甚至若是阿济格也在进攻湖广的战斗序列中，那他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江北一旦不是主要战场，那他就得依靠这些屯堡，长江的水师，以及万余野战军，实现防御。清军届时必定会以小规模兵力，不断侵扰劫掠江北，牵制他的兵马。

各州府的坚城，还有屯堡中这些集中指挥的分散武装力量，便是克制八旗马甲的关键了。

要知道，小规模，高机动性的精锐骑兵，既难以对同样小规模，快速反应，就地据堡而守的农兵形成速度上的优势，又缺乏迅速攻取这些堡垒的能力。

八旗军自然可以攻取其中的部分堡垒，但自身的损伤，也不会小，这样的代价是满清绝对无法承受的。

在西方，西欧小领主式的社会结构和由此衍生出来的战术，能把鼎盛时期，拥有相对满清来说，更强大攻坚力量的奥斯曼帝国，都折磨得够呛。

朱慈烺的这一部署，完全就是为了湖广大战准备的，他的战略前瞻性，远超这一时代的其他人。

与此同时，李邦华，高弘图等人借着各部各司衙门调整的几乎，也大力整顿了定武上上下下原本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特别是各地乡绅欠税的补交和长江，运河各口岸新设的商税征收卡，极大增加了大明的财政收入。

在丢掉了北方的巨大包袱之后，定武朝廷虽然也进行了大扩军，但朱慈烺十分节俭，在登基之后，便没有进行过宫殿的修缮，大小事务也一切从简，南方的宗室更是被张献忠扫了大半，财政负担早已经没有此前那么繁重。

南方各省在大规模天灾陆续结束后，都开始了恢复，江南各地大搞工坊建设，官营工坊也陆续改革，不再是无偿征用工匠，许多百姓的收入因此增加。

不仅如此，各部正在训练的大军都实行了每月一次的分批轮休，军营附近的市场储备了大量货物，就等着这些消费能力最强的顾客光顾。

这既确保了各地军政和商贸体系的正常运转，也避免了军队这支最大的消费群体一下子涌入市场，导致商品在短时间内大范围出现供不应求，甚至是哄抢失序的情况。

朱慈烺自然十分希望各营的将士们把军饷都完，助力市场的繁荣发展，也方便他通过遍布各口岸的税卡，回笼资金。

而各地的店铺，自然是看准了市场需求的变化，纷纷趁机涨价。

其中，作为军营附近，商铺主力的官营商社，消息最为灵通。他们的备货比私营的商铺要充足得多，利用这个机会在军营外围的黄金地段，彻底站稳了脚跟。

朱慈烺也趁着这个机会，派人考察了这些官营“商社”的运行能力，这些新机构还需要不断调整，以求能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完善规章制度，修补制度漏洞。

李邦华和他培养起来的一众官员，固然经验丰富，处事周密老道，但依旧做不到算无遗漏，特别是短时间搭建起来的各地商社店铺体系庞大，每日经手的货物银钱数以万计，诱惑实在太大。

无论他们如何防范，许多人都能找到门道，倒卖物资，赚取差价，甚至是制造意外，直接贪墨。

毕竟，船在江上跑，总是难免会出意外的，这在以前，叫做漂没，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些小事，朱慈烺并没有时间监管巡查，他只能要求结果，不断给朝中的官员施压，确保财政能够走向正轨。

他在这段时间里，依旧是忙于军务，不仅仅是殿前军和京营的训练调度，还有外部的局势。

锦衣卫的军情源源不断传来，朱慈烺带着手下的将领们，以及新组建的五军都督府，根据这些情报，不断展开战局推演，制定出了针对各种情况的预案。

清军自从“荆州之战”后，便加快了调兵遣将的速度，不仅仅是武昌城，襄阳城在九月初的时候，便入驻了一支八旗军。

要知道，一旦襄阳有失，那清军在湖广，就将十分被动，甚至难以支援武昌，进而失去湖广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

但因为朱慈烺现在屯兵荆州府，岳州府和九江府，同时威胁着武昌和襄阳两个方向，清军主力还在北方休整，阿尔津，佟养和等人，目前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虽然骑兵众多，但手中的那点兵力，根本不足以控制住整个湖广战场，而武昌，襄阳等地，一旦没了强军驻守，那城防就如同虚设了。

而除了湖广的局势之外，五军都督府投入最多精力的，则是江北，特别是桥头堡徐州，这关乎着朱慈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锦衣卫在河南，山东等地的部署更多，渗透也更强，清军在这些地方的军力部署，各部主将，基本上都在明军的掌握之中。

而大明在江北自身的实力，可调动的兵马，五军都督府的这些将领们，一个个都十分清楚，这使得他们的局势推演成为了可能。

同时，作为五军都督府的主要官员，各军各营的将领们，也都在朱慈烺的要求下，分批参加局势推演和讨论，他们的军事指挥和战场判断能力都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机动野战的能力。

战场上的实践固然最重要，但那代价太大了，朱慈烺更希望他麾下的这些将领能够在相互间的经验分享中，获得必要的成长，这将会在战场上减少失误，挽救无数将士的性命。

而且，他们经过战场上的你死我活，积累起来的经验，本就该成体系地记录下来，不断完善调整，形成体系，最终编成“讲武堂”的军事教材，以备将来批量培养军官。

五军都督府现在还只是有了一个架构，朱慈烺需要他们今后在战场上立下更大的功劳，才能更进一步提升这些将领们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