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裴元在山东紧锣密鼓的做着官民动员的时候，朝廷也得到了山东方面的紧急奏报。

先是山东按察使宋玉上奏，山东巡抚余琳被打死在巡抚衙门之中，并且山东按察使司没有找到凶手，请求朝廷派人来查办此事。

这个消息一传到京师，整个京师都要炸锅了。

这可是巡抚啊，代表了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和最高威严。

这么说吧，上一个被打死的山东巡抚叫做萧翀。

之后朝廷为了调查死因，不但派出了法三司的大量官员进入山东办案，还从大名兵备道、睢东兵备道、汝南兵备道各抽调了一卫兵马进入济南府，又让徐州兵备道和颍州兵备道随时做好北上平叛的准备。

现在萧翀才死了没几年，居然又有一个山东巡抚死掉了。

而且余琳死的比萧翀死的还更加具有挑衅性。

萧翀起码是死在赴任的路上，而余琳直接是被打死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之上。

众臣们也顾不上过河拆桥继续打杨一清了，立刻要求山东地方调查此事，将更详尽的消息传达过来。

同时，也给新任的凤阳巡抚、漕运总督陶琰，以及河南巡抚丛兰去信，让他们做好应对山东变乱的准备。

与此同时，也严厉的给正在山东督军的裴元去信，让他谨守兵马，不得放一兵一卒离开驻地。

李遂对此事的反应最是强烈，不但在朝堂上对裴党一众官员恶言相向，甚至大胆断言，这件事很有可能就是裴元干的！

他妈的整个奉天殿谁不知道余琳是我马仔，你问问他们哪一个不知道余琳是我的人，裴元你不打声招呼就把人打死，当我是死人吗？！

裴党众人自然是立刻反击。

诸如王琼等人却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

毕竟裴元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小千户了，而是已经和他们这些大佬站在一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维护这样的统治秩序，维护这样的统治尊严，恐怕比单纯的党派争斗都要重要。

如果一个巡抚都能被随随便便的打死在衙门中，那么他们的身份又能高贵多少呢？

这种冒犯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只是还不等朝中研究明白该去让谁去查案，关于余琳死亡的后续细节就被上报了过来。

等到众臣们听说，余琳是被一块印制大明宝钞的铜版硬生生打死之后，众人的神情都有些古怪了。

等到再听说，余琳死后口中被用宝钞塞满，乃至尸身胀气如鼓的事情后，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

整件事，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

多出的一分不对劲是死者的身份，这是堂堂的山东巡抚。

另一分不对劲是杀人的凶器，人是被铜版打死的，被印制大明宝钞的铜版打死的。

这种本就不该出现的东西，赫然出现在现场，并且作为凶器，处刑式的杀死了余琳。

特别是联想到余琳之前工部侍郎的身份。

那么这块铜版预示着什么？几乎就不言而喻了。

再加上余琳死后，被人以宝钞塞口，乃至尸身胀气，那么事情的指向性就十分明确了。

众臣们想到这些细节，心中都和明镜一样，立刻明白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对此也十分震惊。

特别是户部尚书王琼，因为就连户部自己还没有下定决心，到底要不要为了缓解财政的压力开始加印宝钞呢？

结果他这里连真钞都还没敢印，工部已经开始偷偷地私印假钞了。

王琼直接指着李遂的鼻子大骂道，“你们怎么敢的？”

李遂在听说余琳的死状之后，也直接呆住了。

他当然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件事一旦暴露，会引来多大的麻烦。

他把这件事的后果考虑的很重。

甚至连被削落面皮，像杨一清一样被迫称病回家躲一段时间都考虑在内了。

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件事竟然能把余琳这种级别的官员也牵扯下去。

余琳那被生生打死在山东巡抚衙门的事情，给了李遂很大的震撼。

面对王琼的指责，李遂甚至都没顾上反驳，只是在不停的念叨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怎么敢的！”

等了好一阵儿，他才想起应对王琼的指责，先是矢口否认了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

然后直接转移焦点向诸臣问道，“堂堂正二品右都御史，山东巡抚，难道就这样被人如同草芥一样杀死在公堂上吗？”

李遂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的对错放在一边，首先应该维护共同的利益。

这个超越了派系的意识形态叫做阶级。

李遂的说辞非常具有说服力，朝中其他的重臣们迅速的排除裴党结成同盟，要求严查此事。

为了应对裴元手握重兵的威胁。

他们甚至还克服了心中的恐惧，要求裴元立刻进京。

随后依次传来的消息，再次印证并强化了他们心中的想法。

山东的许多中品级官员都被以同样的手法处刑式的杀死在公堂之中，甚至就连在易州山厂提督事务的工部右侍郎寥纪也被人打死。

寥纪的死法与那些山东官员的死法一样，都是被一块大明宝钞的铜版活生生打死的，而且在死后，也被塞了满口的宝钞。

这件事带给朝中重臣的震撼是巨大的，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已经认定这件事是由铜版伪钞案引起的，裴党对余琳等人的报复虽然出格，但是也该是由牵涉在此案中的人员承担后果。

但是那寥纪却是主管烧炭采煤的，就算品级高一些，这种远在山东的伪钞案，也绝对不会牵扯到他的身上。

这就意味着，受此事牵连的已经不只是和伪钞案相关的人员，甚至已经开始在泄愤式的对工部高级官员进行连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