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千来万人，哪怕去掉一半女性，再去掉老弱，也至少剩下数百万适龄男性，可以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

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接触不到知识，所以他们只能贡献体力、劳动力，却无法为国家贡献脑力。

至于那些有资格学习知识、能成为知识分子，并被汉家视为‘官员候选’的人，在这数百近千万人当中，占了多大比重？

掰着指头算就是。——功侯贵戚一百多不到两百家，哪怕算每家有十个子弟‘从文’，也不过两千；

去掉一半纨绔、一半武夫，再去掉那些没能遗传先祖优秀基因的残次品，两千个人里能出三五十个能用的官儿，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再看学阀。

黄老学高高在上，过去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满共就挤出汲黯这么颗独苗；

法家先出了个晁错，而后又是郅都、赵禹、张汤等新生代，但终归是家学传承，数量同样是不超过三位数——放眼天下，也就百十来号人能看。

儒家的人倒是真的多。

但质量也是真的差。

或者应该说，是参差不齐。

儒家的上限，能在最近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为汉家贡献出颜异、公孙弘等一大批国宝级的治国之才！

然其下限，也能出‘匈奴牧羊犬’狄山那样的民族败类。

更多的，则是中庸之姿。

——说他没用吧？

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多少能干点事儿；

——说他有用吧？

终归是儒家出身，屁股天然就是歪的，动不动就整点幺蛾子。

历史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有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没人用了呀！

除了儒家——除了‘有教无类’的儒家，其他学派根本无法为汉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分子，来补充捉襟见肘的官僚体系！

而现在这个时间线，距离儒家独大还有几十年时间。

刘荣还有时间。

刘荣还有机会，争取让各个学派都放下身段，从原先‘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封闭思想中，转变为类似儒家那种开放的授学模式。

有教无类。

这算是刘荣少有的，认同儒家价值体系的点。

那怎么做，才能调动各学派、学说的积极性呢？

答案不外乎：威逼，利诱两项。

威逼自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利诱，说一千道一万，实则不外乎后世那句：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学子学某个学说，为的就是做官！

而让谁做官，从哪个学派的学子当中汲取更多官员，是刘荣说了算。

所以，刘荣理论上，是能操控各个学派，在天下文人士子心中的低位排序的。

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汉皇喜酷吏，生民多冤死；

秦王喜武夫，举国皆壮士。

在封建时代，天子的个人喜好，是能左右天下人的倾向的。

就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如果有一天，刘荣表达了‘独喜墨家士子’的喜好，那至多不出三天，长安城街头巷尾，就能多出成千上万赤脚褐衣的墨者！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荣在过去，才很少表露个人的主官喜好——即便表露，也都是有针对性、目的性的表露。

所以接下来，刘荣要做的，就是通过考举，来明确无误的告诉天下人——尤其是那些掌握知识，乃至垄断知识的学阀；

——朕，要你们开源！

——把你们掖着藏着的知识，都给朕拿出来！

要不然，就你们学派藏着、掖着，教出来的那三五个仨瓜俩枣，但凡朕一不小心全给淘汰了，一个都没要，那你们学派这辈子有了大拇指。

刘荣知道这需要一个过程。

比如：第一次科举，如果有一万人应考，那很可能会有七八千个儒生，外加不到两千其余各学派的士子。

等刘荣从这万把号人当中，一次性吸收个一两千人，且其中有一千大几百儒生，以及个位数的墨者、十几个黄老士子，百十来号‘法家拂士’，其他学派就能反应过来：唉，不对啊！

考举这玩意儿，特么得码人儿啊！

不行！

赶紧回去广收门徒，争取下次，码人码赢那些个腐儒！

第二次，或许情况依旧不会有太大改变——依旧是儒家考生占七成以上，通过者有六成以上儒生。

但随着时间推移，第三次、第四次……

总有一天，黄老、法家乃至墨家，都能凑出上千人，乃至数千人的赶考队伍。

到了那时，只要刘荣暗中拉一把，压一压儒家，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即便无法复现，也至少能开启新一轮华夏思想大碰撞。

刘荣始终不曾忘记：帝王之道，终归不过‘制衡’二字。

个人和个人之间要制衡，群体和群体之间要制衡。

阶级和阶级之间要制衡，学派和学派、思想和思想之间，也同样需要制衡。

一家独大要不得；

非此即彼要不得；

旧势力老而不死，新势力强而不赢，更要不得……

明白了这些，刘荣最终的决断，也随之在舆论达到顶峰的同一时间，展露在了天下人面前。

——开科！

——取士！

就此，华夏历史上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于天子荣新元二年秋，正是开启了华夏文明新的篇章。

对了；

考试是在秋天。

所以，刘荣很不要脸的，将此次科考，以及未来的每一次科考，都坦然命名为：秋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