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形势来看，苟军这支刚换了新主的军队，处境是极其危险的。与羯赵力量上的绝对悬殊，自不必多言讲了，要害的地方在于，他们已经从事实上处在羯赵势力的包围圈中。

弘农这个地方，东西狭长，地势险恶，可作防御依凭的险关、要冲，却难以成为长久立足之地。北面有大河为难，南边是崤山、桃林之阻，东西两个方向则有赵军强兵相挟制，几乎没有什么闪转腾挪的空间。

若是做理性客观的分析，如苟军这样的“余孽”，想要真正求生，或许还得是那“右军将军”朱广在洛阳提出的，向南投奔东晋，背靠南国，活命的可能性才更大。

然而，那样的选择，对于当下的苟军来说，显然不适用了。南投之路受阻是一方面，苟政的志向不在南边，是另一方面。

到目前为止，苟政依旧打着东晋的旗号，但打心里对其充满了蔑视与排斥，同时，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得到来自晋国方面一丝一毫的反馈。

虽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苟政还是一文不名，以梁大将军之“威名赫赫”都没能得到东晋的正眼看待，而况区区苟政。

而哪怕不考虑这些情况，苟政也宁肯在北方的“斗兽场”中挣扎血斗，也不愿到南边去受制于人。不管是见识、志向还是出身、经历，都让苟政的心思坚定地扎在北方。

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想要有所成就，只有北方才可争取到那一丝可能......

不做远虑，只思近忧，苟军在弘农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容不得丝毫的疏忽大意。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会师于弘农的苟军，已经陷于兵家之死地，正常情况下，等待他们的，只有覆亡一途。苟政看得到的，是战略大局，但于战术困境，却也需搏命去克服。

只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相反，这是一个魔幻且癫狂的时代，强弱势易、乾坤颠倒、黎元倒悬的情况，一点都不奇怪，也一点都不少见。

历史上，身处绝境，却最终逆势而上、脱困翻身的例子，不胜枚举，苟政这个非常之人，正是要成就这么一份非常之事。

而苟政底气的来源，除了麾下这支已经初具规模并掌握有相当自主权的军队之外，大抵就是对天下大局走向那粗略却足够准确的判断了。

同时，在苟政那极度谨慎的心态与笃重的作风下，苟政的内心之中，也隐藏着一种堪称狂妄的心理：只要我苟政一息尚存，早晚必有复起之日！这也是半年多艰苦危难经历打磨出来的心气。

就在苟政于陕县，与诸将正式筹谋北上河东战略事宜之时，新一轮来自赵军的威胁，也向苟军逼来了，赵军兵锋，自东西两个方面，向弘农压迫而来。

于苟军而言，北渡大河，经略河东，也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这一回，苟政以及苟军，极其荣幸地成为了赵军的重点打击力量，虽然比之梁大将军所受的待遇，还远远不足。

雍州方向，自孙万东引兵主动撤出华阴之后，石苞即遣京兆太守刘秀离领军五千进驻，窥探潼关。

也得益于孙、陈二将在东撤之时，采取了分步、分段撤离的策略，潼关那里留有部将暂驻，起到了一定疑兵与震慑作用。否则，来自雍州的赵军，要更早几日挺进弘农。

而洛州方向，羯赵的平叛“天团”们，齐齐地把目光投向苟军这支“叛军余孽”了，不得不说，这就是谷水一战击败石闵的“后遗症”了，直接将那干强悍的羯赵军阀吸引过来。

过去的这段时间，随着梁犊余部陆续被羯赵各路大军讨灭，关东局势已经逐渐恢复稳定。虽然，关东的“稳定”，则显然以河洛地区的疮痍与萧条，北方整体局势的动荡与不安为代价。

梁犊举事对羯赵朝廷造成的创伤有多严重，只需从死伤人数规模便可知了，那是以十万量级计算的数据。而河洛之地，经过“兵贼”轮番洗掠之后，也再度成为赤地千里的状况。

不过，这一切，都不妨碍平叛赵军将帅们的赫赫武功。早在梁犊败亡、洛阳收复之后，邺城的石虎便已经开始论功行赏了。

作为平叛大军的主帅燕王石斌，在破梁犊之后，便被石虎赏赐大量财货、美人，配以军马，北调坐镇襄国。

襄国，这个石勒赖之以发展崛起，最终成事统治北方的早期根据地，曾长期作为羯赵的都城。虽然石虎篡位后，南迁至邺城，但襄国在羯赵内部的地位依旧特殊，毕竟是“龙兴之地”。以石斌镇襄国，足以表现出石虎对他的信重了。

司空李农，在领军收复洛阳之后，也被石虎召回邺城，虽然因为对梁犊军的屡战屡败，没有予以厚赏，但依旧被托付机要大事，作为辅政大臣。

对姚弋仲、蒲洪这羌、氐两大军头，石虎也给了极高的荣禄，其余有功将士，并令封赏......

石虎的动作，无一不透着一股急躁与匆忙，但是，他也没办法，实在是病体违和，渐入膏肓。就身心而言，梁犊败亡对他的刺激，未必是“利好”。

就在石斌领军抵达襄国后不久，石虎又下诏以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召其回邺城辅政，正式做起“托孤”的安排，要知道，他在前太子石宣之后新立的太子石世，可还是个小娃娃。

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石虎竟也还能把弘农的苟军惦记上，在收到石闵的败报后，便下令仍驻军洛阳的蒲氐、姚羌、石闵三军，西进讨灭“苟军”这支梁犊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