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理论一出来，无异于为地方官的行动提供了极好的背书，只要培养起边疆理论的民众基础，地方官在保卫桑梓时所能发挥的能量都会提高许多。

守过辽东、打过朝鲜和杨应龙的李化龙太知道这理论的好用之处了。许多文人也和李化龙有着类似的想法。

党争对于地方治理造成的危害太强，许多文人看到了地方治理缺乏的问题，却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去重塑地方的治理能力。

边疆理论横空出世，正好为他们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果从中原往周边野蛮地区扩张是扩张文明的边疆，从教化了的县城、堡寨往未受教化的愚民之地扩张怎么就不能是扩张文明的边疆呢？

只要改一改“文明”的解释方式，边疆理论立刻转变为增强儒家基层治理能力的好理由。

边疆理论受到儒家的追捧，自然使得开海的商人们底气大增，甚至有许多儒门子弟身体力行地弃儒从商，奔向东南亚、永明城和北美，让有些死气的海商群体一下又活跃起来。

王文龙推出边疆理论目的只是为了给开海建立殖民地提供论述，他自己都想不到边疆理论经过李化龙等人的推崇居然在中原腹地开始了自己的变种。

儒学本来就是一种善于吸收各门派学说而进化自身的体系。大明的儒门千万种，能学佛，能学道，能学程朱，吸收王文龙的边疆理论也没有任何难度。

因为李化龙派弟子在家乡的传播和研究，边疆理论首先在河南长垣县一带被当地的儒门所吸收，演化出一脉“边疆儒学”。

而后中原的边疆儒学又与南方的各家学派相融合，最终出来的产物千奇百怪，有极端守旧的，也有极端激进的。

其中一些演进远超出了王文龙的预判，比如结合了经济学派思想的边疆儒学，最终成为了“边疆经济学派”，这一派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最健康的方式就是在不断扩张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经济体必须要不断吸纳更大的市场，取得更多的原材料供应地，如此才能健康成长，一旦停下就会陷入内卷的循环——满满的原始资本主义气息。

无论守旧还是激进，他们都学到了边疆学派中最重要的扩张主义，不遗余力地推进着自己的思想传播。

甚至有些派别成为了传教式的狂信极端学派，后来跑到北美腹地去建立自己的“治比尧舜”的“边疆盛世”，与其说是儒学，不如说是邪教，王文龙发现这种东西也打着他的名号后坚决与之切割。

虽然生出了各种怪东西，但王文龙对于边疆学说的流传还是采取积极态度的。

在王文龙看来边疆理论当然有问题，但这个主要问题不是对于文明传统是否尊重，而是边疆理论只解释了扩张过程中能带来什么利益，至于扩张之后如何治理，这理论基本就处于放任状态。

袁可立评论的对，边疆理论就是一个只管“马上取天下”不管如何治天下的理论。

依靠这理论建立的社会太习惯于用扩张来缓解自己的内部矛盾了，往往懒得静下心来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当使用这种理论的政权扩张到无法扩张的边界时，内部的矛盾大约也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但即使是双刃剑，提出边疆理论对于此时的大明来说，还是利远远大于弊的。现在才到大航海时代中期，天下大着呢，这时大明最需要的就是鼓励民众们出海开拓，为中华文明占更多的土地，只有这样才能不再重复被八旗制度统治几百年接着被洋人踩在脚下的历史。

万历三十六年的世界，还根本不到考虑扩张极限问题的时候。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