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刘云只能先把妹妹妹夫送回去，接着赶往派出所。

10分钟赶到派出所。

由于经常来，和回家似的，门卫看都不待看的。

找了个位置停车，刘云进入派出所。

警察看见刘云，看都不看，各忙各的。

于是刘云坐在座位上等李若娴。

等了大约半个钟头，大汗淋漓的李若娴终于回来了。

她看见刘云，洗了把脸，高兴说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正打算找你帮个忙呢。”

“什么忙？你说说我听听。”

“找你还能是什么忙，你会刑侦吗，你会街舞吗，你会唱歌吗。”

“额，懂了，你想问什么法律问题，问吧。”

“还能是什么法律问题，当然是那几个诈骗嫌疑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把他俩调查清楚了，可是定罪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办好。”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按照现有的法律，两个诈骗嫌疑人明知卖出去的银行卡有可能用于犯罪，但他们还是卖出去了，且每个银行卡流水高达五六十万，完全符合帮信罪的定罪标准。

但此时问题出现了。

卖出去的银行卡由于骗了不少人钱，但是那些钱都被转移到海外，因而很多受骗的人拿不回自己的钱。

能受骗的都是什么人，要么管家里财政的家庭妇女，要么是上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妈。

而钱被骗对这些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比如家庭妇女，很可能因为钱被骗离婚，比如老大爷老大妈，很可能因为没钱导致老无所养老无所依。

所以李若娴的想法是让两名诈骗嫌疑人多多少少出点。

可是又绕回原来的问题。

要知道两人仅仅符合帮信罪的罪行标准，也就是说最多三年有期徒刑，取不取得被害人谅解差别不大。

“怎么不好定罪，你说说我听听。”刘云询问。

“定罪简单，直接定帮信罪，可是我想让两个帮信罪嫌疑人多吐点钱，以弥补那些被害人的损失。”

“懂了，你找我给他们创造新罪行是吧。”

“刘云你说话真难听，什么叫创造新罪行，分明是发现他们隐藏的罪行。”

刘云坐在板凳上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帮信罪搞成诈骗罪共犯。

帮信罪和诈骗罪共犯主要通过主观意识区别，诈骗罪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种具体的故意;而帮信罪要求行为人确切知道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或知道他人可能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是概括的故意。

也就是说，假如嫌疑人主观上是具体故意，那就是诈骗罪共犯，假如是概括故意，那就是帮信罪。

至于具体故意和概括故意也很好理解。

具体故意指嫌疑人知道自己的银行卡被用作非法途径；概括故意指嫌疑人猜到自己银行卡会被用作非法途径，但仍旧卖银行卡。

两者通过这点进行区分。

当然了，之前有过定性为诈骗罪共犯的判例，当时那个法官以嫌疑人多次贩卖银行卡推定为明知，进而直接判嫌疑人为诈骗罪共犯。

所以说这两个罪界限好像不太清晰的样子。

当时那个法官也并非胡乱扣罪名，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七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定义。

第七条：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很明显这位法官没有区别具体明知还是概括明知。

当然了，规定摆在这里，真定这个罪也没毛病。

不过按照上位法高于下位法，同位阶时特别法高于一般法，新法高于旧法原则，有了两个罪行具体解释和对比，刘云不打算采用这种推定方式。

所以只能另想办法，必须把帮信罪敲定成诈骗罪共犯，一旦升级成诈骗罪共犯，刑期嗖嗖往上涨。

然而把帮信罪升级成诈骗罪共犯需要找出能支持升级的事实，否则不成了冤枉人。

作为法律人，绝对不能冤枉人。

“李若娴，要不你先把两个帮信罪嫌疑人叫过来，我先会会他们。”

老话说的话，先礼后兵。

如果礼貌能解决问题，大家皆大欢喜，多好，都省劲。

李若娴去把两个犯罪嫌疑人提出来。

两个小黄毛很吊的样子，甚至肉眼可见的脸胖了点。

“娘的，坐牢都能胖，真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