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之后，程诺总觉的怪怪的，不能说不对吧，在防控上人家也沾了边，甚至还给了具体措施。但说他对吧，又是昧着良心，真要是按照上面的去做，至少得多死上几批人，基本上都是相对消极、内向的个人行为。

其实也怪不到这个老学究身上，封建社会国家和官府在卫生防控上，既缺乏制度性的规定，也很少为此采取强制性的举措，很难就此事对民众的身体进行直接的干预，强制性地限制民众的某种身体行为。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温病学家刘奎曾就此论述道:“瘟疫乃天地之邪气，人身正气固，则邪不能干，故避之在节欲节劳，仍毋忍饥以受其气。”

在这种流传已久的“不节不时”思想影响下，1668年鲁省郑城宫州8.5大地震后发生瘟疫，病死的人甚至比地震死亡的还要多。

不过话说回来，在抗生素出现前，虽然西方已经创造了细菌学说，但对于疫病的治疗，西医与中医相比并未见优势，尤其是前面提到的避瘟丹，更是发挥着独有的作用。

所以在礼貌送走老学究后，张蹇找了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对程诺说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老先生虽然物质了些，但一出手还是能看出些本事，有此良方，此地环境将大不一样。”

程诺肯定其功效的同时，也提醒道：“老先生的药方看起来有独到之处，但是张老，我们也要明白隔离检疫的效用和必要性。”

顿了顿，程诺又说到：“庚戌鼠疫的惨况，对于我们而言可是历历在目。”

“嘶。”张蹇猛吸一口冷气，瞬间觉得这阳光也惨淡了许多，眼中带着凝重：“致远你提醒的对，容我再思量思量。”

1910年为农历庚戌年，所以将那年爆发的鼠疫称之为庚戌鼠疫。当时鼠疫疫源地为俄国远东地区，后传至国内满洲里，染疫之人通过乘坐火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将鼠疫带到哈市及周边地区，形成更大的鼠疫扩散源，不仅肆虐整个东北地区，还波及直隶、鲁省，直至次年4月初才被彻底肃清。

整个过程造成6万多人死亡，口罩就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

正因为当时鼠疫极强的传染性和几乎百分之百的疫死率，使得西医借助显微镜等现代科学仪器在国内开始崛起，让社会上的一些人开始注意到了中医在防控上的弊端。

程诺见状不再隐瞒实力，拿起笔将后世的一些卫生常识摘抄下来、

比如统一安排饮水用水，要求灾民禁止喝生水，烧开之后方能饮用，将食物放到干燥通风处，建立临时厕所并搭棚加盖，防止雨水冲洗外溢造成水质污染，对于已经生病的患者进行隔离，出现不适症状及时报告等等。

包括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皮肤病、自然疫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都或多或少提上一提，发的宣传单也都是大白话，贴出去时还专门派人念了几遍。

不过这些举措一开始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众的抵制和反抗，好在有张蹇支持，软硬兼施下还是给推行下去了，效果也在一步步好转。

为了能减少民众抵抗心理，程诺索性当起了导演，把在沪市大上海学到的东西给搬到了通州，找了几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搞出一幕话剧，主要内容就是注意卫生，中间为了加深印象编了几句顺口溜：

“冬去春来玉兰香，

肠胃疾病苦难当，

来势凶猛最猖狂，

红白粘连痛断肠，

寒热感来肚皮痛，

昏昏沉沉床上躺，

......

患病家人要隔离，

大便消毒不可忘，

粪里须记加石灰，

细菌当即就死亡。”

对于这个娱乐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话剧能受到欢迎相对比较正常，但令人意外的是，顺口溜竟然先一步火了起来，朗朗上口又不失科普趣味，深受好评，到最后甚至被全文刊登在《申报》上面，火到大家南北。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推动了白话文的流行，比某些文人的白话诗都要强上一些。

慢慢地，大范围的疫病控制住了，但在处置这部分已经患病的灾民时，在座的众人都束手无策，具体怎么隔离，隔离后又怎么处置，谁也没有经验。

与张蹇商议后还是决定往沪市发一封电报，请中华医学会的医生过来治病，看看他们有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中华医学会收到的回复后也很干脆，当即就准备派上几个具有丰厚防控经验的专家，为首的便是伍连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