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婚的那两年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两年，如果我不去开花店，或者不在步行街上开花店，我的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田珊说到这里，又深情的望了丈夫谢原一眼，嘴角流露出甜蜜的微笑。

花店刚开张没多久，中午的时候我忙过了饭点儿，见到对面有一家水饺店，就想过去吃几个饺子填饱肚子。就这样我又见到了他。

他告诉我他无法忍受公司那些卑鄙的经营手段，他说他与贺芳根本没有同过房，他说他离家出走了，再也不回那个家。

也许我丈夫或者你们都认为，我再次遇到孟元明是一件幸福的事，可那恰恰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回到家里看到温柔体贴的丈夫，内心愧疚的不得了，同时又非常的担心丈夫会发现什么。当我见到孟元明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的迷恋，另一方面是对他的憎恨。我终日生活在矛盾与恐惧之中，我的心没有一时一刻不是紧绷的。

在瑶瑶出生前我曾经坚定的认为她是谢原的孩子，否则我也不会生下她。可是孩子出生后，我发现瑶瑶的背上有一块和孟元明相同位置相同形状的胎记。我问过许多医生也查过许多资料，他们都说胎记遗传的几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想这可能就是上天在惩罚我吧。

近一年多来，我更是感觉到自己像是生活在地狱中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丈夫正在渐渐的离我而去。他有时回家很晚，有时回家后又出去，有时喝很多酒回家，有时干脆就不回家。我不知道丈夫为什么有这种变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与我的女儿有关。

我曾经无数次的在一旁偷看丈夫看女儿的眼神，偷听他们之间的对话。丈夫开始傻傻的老远的盯着女儿看，他一看就是很长时间，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他就像个木头一样的呆立在那里。我看到，看到父亲对女儿的爱，也看到父亲眼中的那一丝无奈。

“珊珊，你不要说了，别再说下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知道你爱我们这个家。”谢原伸出双手按在田珊的手上，紧紧的握着握着。

田珊从谢原的手中抽出一只手，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又重新去握住谢原的手。她继续说。

6月16号早晨水饺馆没有开门，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打电话给孟元明，电话显示无法接通。那日的白天我并没有太在意，可是晚上谢原去接我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谢原昨天晚上也出差没回家。我当时心里有点发毛，但也没望深处想。

17号早晨水饺馆依然没有开门。我看到孙大爷似乎报了警，苏警官去了现场。我打孟元明的电话，依然是无法接通，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了，我惶恐的在店里一直盯着水饺馆那边的动静。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水饺馆的灯亮了，一个年轻人打开水饺馆的门进到了里面。这个年轻人我见过，是孟元明资助的一个学生。我后来看到孙大爷在外面敲门，后来又看到那个年轻人离去。

这时我想到孟元明给我说过，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来了上大学时用的笔记本电脑，电脑里有我和他的合影。孟元明还给我说过他把电脑放在了床下面的一个暗格里。他还给过我一把水饺馆的钥匙。我觉得我应该马上把电脑拿回来，如果他真的出了事，哪些照片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于是我去了水饺馆，拿回了电脑以及装电脑的那个包。

到了夜里，好好在家睡觉的丈夫一去不回，然后又接到公安局的电话。我当时想我差不多全猜对了。当时的我完全几乎陷入了迷茫之中。

一宿没睡的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想出了对策。我只有不承认认识孟元明，才是救我丈夫的唯一办法。非常庆幸的是，我的想法和我的丈夫是一致的。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你们竟然查到谢原的病历。这叫他彻底失去了抗争的底气，同时也叫他得到了解脱。

田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把脚边的一个双肩包拿到桌面上，对苏乐说：

“这就是我从孟元明床下拿来的包，这个包里的东西也许对你们有用。”

苏乐接过双肩包说了声谢谢。

“还有几句话是孟元明告诉我的，不知道对你们破案有没有用。”

“你说来听听。”苏乐说。

“孟元明曾经告诉我，安勇的人其实一直知道他在这里开水饺馆，但从来没有人来劝他回家。”

“哦，原来是这样。”

“孟元明还告诉我，安勇的律师来找过他，叫他签署一份文件。他说他没有签，而是签了另外一份文件给了律师。”

“那你知道是什么文件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律师是什么时候来找过他吗？”

“大概是8、9号的样子。”

“孟元明说过他有什么仇家吗？或者说他得罪过什么人吗？”苏乐问。

“没有。我觉得他如果有仇家或者得罪过什么人的话，那一定是安勇的人。”

“您为什么这样想？”苏乐问。

“没有为什么，女人的直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