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进仓看得很明白，苏厂长这个“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还是比较严重的。

年轻的机关干部凭着一股热情，以为凭着参与管理过大企业的经验，管理一个社办小厂易如反掌。

等到处处碰壁，被架空，指挥不灵的时候，就灰心丧气，避之唯恐不及。

自己明明跟他说木器厂还没烂透，还有救，但他听都不想听。

现在的苏厂长，一门心思就是逃跑，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眼不见心不烦。

木器厂的失败，很可能让他连夏山公社都不想待了。

他这种心态之下，如果自己再指出他的错误，说他生搬硬套，错得多么离谱……那么，很可能自己跟他的交情就到此为止了。

可他错得确实很离谱，因为他到失败了也没看明白，木器厂这些从农民变成的工人，其实就是一群野生动物。

而且大多数都野生大半辈子了。

散漫惯了，跟大城市里那些家养动物不是一个习性。

你苏厂长一上任就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而且事无巨细，无异于想把这些野生了大半辈子的动物装进笼子。

他们能受得了吗？

肯定要反抗的啊！

加上降为副厂长的吴光荣煽风点火，不被架空那才奇怪了呢。

木器厂的前身是“夏山公社铁木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老农民嘴里所谓的“铁木业社”。

公社化开始后，不光是农业生产成为大锅饭形式，就是手工业者也不允许干私活。

你要么放弃手艺回自己的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要么进入公社统合起来的手工业点干活。

比如木工组，铁匠铺，染坊，油坊，粉坊等。

当时的农具是最急需的生产资料，比方说车盘，织布机，犁，耙，耧，锄头，镢头，铁锨等等。

而这些农具制造的最大特点就是，既要用到铁匠，也要用到木匠。

后来就把铁匠铺和木工组整合，成为一个铁匠和木匠联合生产合作社，叫做铁木业社。

当时铁木业社里边清一色都是男职工，因为都是技术人员，所以还享受到了农转非的待遇。

不过妻子儿女就转不了了，仍然在生产队务农。

后来铁木业社散伙，木工组又独立出来，扩大规模，改名木器厂。

厂子扩大了，产品花样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生产农具，门，窗，箱，柜，桌椅板凳等，发展到后来生产蜂箱，包装箱，木模板等。

还兼具木材厂的功能，厂里现有的大型带锯机，除了本厂自用，也对外加工、出售板材、线材。

增加工人的时候会给公社下辖各村分配指标，男工女工都有，不过再没有农转非的待遇，只是跟厂里有一份普通的劳动合同。

所以说，木器厂的所有工人，那都是地道农民。

再加上工人以夏山本村人员为主，这就让厂子具有了鲜明的“领地观念”。

一句话，这些变成工人的地道农民一直把厂子当做他们本村的东西。

同时也习惯了这种散漫自由的工作方式。

苏致祥想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把他们多年的习惯给硬扳过来，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看着苏厂长就像要撤退的指挥部一样，各种文件散乱地堆放，有的还扔到地上，看样子准备销毁。

梁进仓拿起几张规章制度，遗憾的口气说道：

“苏厂长，您制定的这些制度，其实每一条都很有针对性，如果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木器厂扭亏为盈完全没问题。”

这话，很有拍马屁的味道。

但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何况，梁进仓这话也没错，苏致祥真的是深入考察、研究过木器厂的种种弊端之后，完全针对那些弊端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

下了很大功夫，可谓煞费苦心。

他的失败就在于这些规章制度不但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反而在木器厂所有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

苏致祥慨然道：

“咱们都看明白了，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的领地观念，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他们多年来固有的思想观念，改变不了他们的狭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