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傅津川返京，除了赵元檀病情加重，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

青唐有异动。

诺大的大明宫，除了卧在病榻上不能起身的赵元檀，还有太师尚书令李辅之，尚书右仆射牛道骞，中书令周喆，殿前司都指挥使舞阳侯于罗睺，以及皆为元帅的傅家父子。

刚刚赶回来的傅津川放下各处军情战报，心中对当下的形势也做到了大致有数。

而殿武大臣，所争执的焦点就在于，青唐若真的动手，陇右河西可不可守。

若是不可守，不如暂弃，将边军精锐调回平叛，毕竟河西陇右再是重要，但现在上京都危在旦夕，如何抉择似乎不需要进行选择了。

青唐是一定会动手的，任谁当大君都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

大晋如今深陷泥沼，河东失守、朔方告急，这对一直觊觎河西的青唐人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且人心惶惶之下，就算是边军精锐的战力，也会大打折扣。

力主收缩战线的，自然是三位宰相。

而傅懋修和于罗睺即便是知道眼下的战况和形势，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陇右河西不可弃守。

这两人已经作为目前勋贵武将之中的执牛耳者，自然不能轻言弃守。

此时，傅津川的意见就非常重要了。

从军近二十年，傅津川先后担任剑南、陇右两镇节度使，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尤其是松州、疏勒、河湟三战，对阵青唐从来都是大胜。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傅津川寥寥十六字，就让傅懋修和于罗睺不在坚持。

他们并非是不懂这个道理，而是这个话从傅津川口中说出之后，他们才有理由去支持收缩战线的决定。

他们要对人心，有所交代。

而躺在病榻上的赵元檀也做了决定。

首先是为了战事调度，改崇政院为枢密院，以傅懋修知枢密院事，于罗睺、李辅之、牛道骞三人同知枢密院事。

这等于是让文官拿到了直接插手军事的权力。

同时，为了安抚武将，加傅懋修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司空是三公之一，是给重臣的加官。

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差遣，这也代表着武将可以担任宰相的先例。

日后出将入相，也不在是一句空话。

至于河西陇右，明面上的诏书自然不会光明正大的弃守，只是会抽调大部分边军精锐回师入关中拱卫。

而这个决定，在对边军将士和边地黎庶意味着什么，做决定的权贵们自然是知晓的。

边军的将领们也清楚。

如今的朝廷，委实供应不了从河北、河东、朔方、陇右、河西这长达万里的战线同时作战。

内缩是必然的选择。

但对于心向大晋的边地百姓和藩部而言，无疑是场灭顶之灾。

可悲哀就在于，有时候当权者在做选择的时候，无论怎么选其实都是错的。

朔方，失烈门一雪当年在白亭大战时候的战败之恨。

先是率北境大军，以优势兵力与朔方边军对峙良久，双方围绕着银、夏诸州鏖战数月之久。

河东失守却成了朔方之战的胜负手。

而北境可汗毗沙门也在关键时刻送上了他的可汗亲军，虎师。

北境三十万大军以犄角之势勐攻朔方，而河东失守之下人心惶惶，银夏诸州的藩部又被重利所诱，群起而叛。

结果就是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先后失守，朔方六万四千七百名边军在北境大军的不计伤亡的消耗之下，只剩下不足万人龟缩在灵州。

节度使薛琮数次求救陇西和河西、关中均无援军，无奈之下只能弃守灵州。率数千骑退入关中。

正熙五年末，隆冬来袭。

坚守了将近半年的河阳城宣告失守，大河冰封。

这也代表着大河天险涉冰而过，不需用船，就能让北境和燕藩的步骑大军过河。

而原本河北的大军，已经在数月之前就调回大半。

晋军沿着邙山一线布防，十余万禁军，连营数十里，并修筑了营垒和鹿角。

安远侯仇铭则督领河北各镇军，屯军白马，与大河南岸的晋军形成了掎角之势，威胁北境燕藩的侧翼。

此时，北境只在河东一线就有将近二十万大军，可汗毗沙门更是在朔方大胜之后，亲临晋阳。

除了防备金山锻奴部落的几个豹师，金帐汗国几乎是发动了所有的战争潜力，动用了四十余万大军。

而燕军也几乎是精锐尽出，十几万边军几乎精锐尽出，还有被燕藩收伏的东胡诸部也出兵数万。

而在河西、陇右精锐调入关中之后，一直在观望的青唐也终于开始了“趁火打劫”。

大君拓跋戈亲自领兵，率二十六万大军，进军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