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

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

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

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在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

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

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

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

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

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建奴麻子年间，经徽商多方运作，建奴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

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崇祯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

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

第二年5月，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

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

扬州城中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建奴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

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

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仅盐课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食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

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

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

可毕竟远离故土，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民风商俗差异太大，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

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

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

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与建奴激战三年，战火所及，生灵涂炭，川中人口大减。

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

头戴皮瓜帽，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也相继入川创业。

陕商最初在四川创办钱庄、典当行和商号以积累资本，时人记述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

陕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盐生产，“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

一举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可以说是陕商一手促成的。

此时的陕商不光经营盐业，足迹也不限于四川一地。

他们意识到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把钱庄、当铺开遍了四川、甘肃大地。

且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经营策略，让利以吸引地方上众多公私客户。

加上这些省区民风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陕西钱商遂聚拢了巨额财富，一度掌握着四川及兰州、西宁等地的金融命脉。

如成都一地，就有陕西三原、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48家。

清代兰州七家最大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号在当地开的分店，后来钱庄衍化成金店，几乎清一色由陕西商人控制。

至于茶叶、布业、皮货、药材、水烟、木业等等，都是陕商涉足的大宗行业。

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场，明清两代，几乎都是陕商或山陕商人的天下。

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

由于山西接近京师，在满清统一全国过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资助，颇得新朝廷欢心。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

并他赐田产于张家口，委托其往来关内外，负责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

晋商得到朝廷额外恩宠，后来转营票号，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业传奇故事。

而立足长江三角洲的徽商，则独领江南经济风骚，势力之大，一时无人能及。

19世纪中叶，曾经势同水火、后来各据一方的陕商与徽商，几乎同时遭到兵灾浩劫，自此走向衰落。

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主要在长三角一带展开。

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拉锯，战况惨烈，徽帮中人命且不保，何谈经商？

他们纷纷抛弃产业，撤回徽州老家躲避战乱，商业元气难免大伤。

同治六年，陕甘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如三原、泾阳等，遭受重创，各家富室大户，几乎彻底被扫荡。

随后，左宗棠等率百万清兵入陕征剿十余年，派粮征饷、捐资助剿，让陕商数百年积累的巨量财富，旦夕之间，消耗殆尽。

加上顾念乡土的在外陕商纷纷变卖产业，携资回来重建家园，各地陕商经营业务停顿。

辉煌数百年的一代雄商，竟然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渐为世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