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由于当时官僚政治的积弊已深，官司猥多，浮冗严重，职、权、责、利四者之间，或重叠不明，或互相牵制，互相抵消。

勇于任事、勤于职守的反多招怨得罪，而敷衍塞责，但善于事上者，却捞取到循吏能员的好名声，不次得到升擢。

对于诏令，官场中亦摸索出一套软磨慢拖、阳奉阴违的对策，“每见旨意之下，内外多不尊奉，如勘功罪，不惟公私难知，而且动至经年之久征钱粮，不惟期限屡违，而且寂无一字之报禁私馈，则潜行于昏夜以售欺劾贪肆，则聊及于孤寒以塞责，敢于抗违明旨，是主权未尊也。”

诏令变成具文，“钦此钦遵”流为形式，国家机器陷于瘫痪，一切政令陷于停滞，实质上是皇权贬值，君令不彰，“斯大乱之道也”。

皇帝能发奋振作、纲举目张，一扫久已存在于诏书运行中的歪风，建立有庄严有威望，能切合实际，能有效率地推动全国政务，取得良好效果的诏令制度，为深入整顿改革创造条件。

第四议是“核名实”。所谓“核名实”，即循名责实，主要是指用人方针而言。任何革新举措，无不需要优选人才以同心协作。

优选人才，应具备才具、器识、品格三方面的条件，缺一不可。按此条件严核精选而重用，是事业有成的必要保证。

居正“核名实”一议，其实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又长期细心观察吏治得失，反复研求整顿人事工作的精辟理论，其中有事实、有论据、有方案，提出一整套用人识人的原则。

士必先器识然后才具，但又不可以重用无才的庸夫俗吏。因人因才因职守特点而用，有常规又必要有破格，那就必须对原有典章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正调整。“核名实”一议，实为居正日后柄政时推行“考成法”的张本。

居正一直对当时官场人事制度中名实相悖，贤劣混淆，任用非人，而亦未尽其用的严重情况，视为政局颓废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至于在大小官吏中，普遍存在圆、猾、怠、贪、苛、酷的风气，以奔走逢迎为要务，以善于揣测上意、八面玲珑为才能的恶劣表现，居正更认为必须坚决扫荡之。

但他明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历史的沉淀，又非以最坚定的魄力和勇气，绝难摇撼而根除之。若不从此着手，又实无从改革人事制度。居正有感而言：

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

要区别牛与骥，要辨认出“混吹”于官场的拙者，就必须“自今只论事功以为黜陟”。除了在陈六事疏以外，居正不论在柄政之前抑其以后，总是在公私各场合，大力鼓吹“天下之才，与天下用之”，“国家欲兴起事功，非有重赏必罚，必不可振”。

总而言之，就是以效率和效果作为升黜进退人才的标准。赏罚严明，奖惩并用。奖赏宜厚，惩戒宜严，知人宜明，用人宜专。不以虚声浮名为准，不以高谈阔论为贵，不以科举功名作为主要的用舍依据，不分亲疏，不计恩怨。

对于那些庸碌无能之辈，不能因其资深有奥援而留位对于那些狡黯自私，善于揣摩，惟上惟官，精于钻营的谀幸之徒，更必须坚决斥退之。

其实，就“核名实”一议的精神实质而言，并不是全面的创新，而仅是对中国自古以来优秀人事工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诸如，“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赏则必多，威则必严”“用赏贵信，用刑贵正”，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但历代的史实又证明，它又是知之易而行之难，长久坚持更难。

因为当权者往往为一己的偏执和爱憎任性，喜谀恶直，而率先破坏这些原则，或鄙弃之如敝屣，或嫉视之为妨碍纠结私党擅权夺利的障碍，以致有过不罪，无功受赏。

“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功过不明，必然导致奸佞当道吏道不肃，演变成为政治腐败的温床。张居正正是痛见当时“考课不精，吏治日敝”的严重情况，认为只有“核名实”，才可能扭转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