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

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机械制造业方面除了编译奇器图说还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撰写西儒缥湘要图诸书。

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关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

对当时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同样的，王徵坚持语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译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为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写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儒儒，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为俯，自天下目示之，犹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还强调学习外语之必要性，然则人自不欲晓耳，宁患不易晓哉。

王氏翻译“关切民生日月”，“国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说“先生为宗指陈、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则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然图中之说，巧器颇多，第或不甚关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还在该序中挑战儒家传统对科学的偏见。

“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居“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与此同时，他还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称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心，认为各科之书都需认真翻译，不可偏度，这对于后面清代的翻译之选材是有比较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并且魏象乾的翻译理论专著潘清说虽然不像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的专著如通此之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就翻译理论而言，陈福康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论著。

原说是乾隆五年内府刻本，共六页。1932年秋为刘半农发现并收藏，现珍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全文共1600多字，言简意赅，有不少关于翻译的深刻见解。

论翻译之道，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

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牢焉。

论“正”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

魏氏的理想翻译标准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靖文之精蕴者。气势畅沛，字句安妥;体认精禅;或则含义，或则传禅，不支不蔓，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

第三时期清朝中晚期的翻译活动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精神鸦片，天主教外国商人在与中国政府的贸易中带来了物质鸦片，随他们而来的是外国的洋枪洋炮和精锐军队。

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摄于日益壮大的中国天主教队伍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从此中国开始进入闭关自单时代。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专权弄术，昏庸无能，迂腐愚昧的满清官吏们不思进取，致使明清科学家们揭开的科技救国萌芽夭折。

因此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军队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无力抵抗，才被迫签订表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从此之后，西方各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发起挑衅，而清政府无力抵抗则是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协议，中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

也正是因为战争的失败，政治上的沦落才惊醒了满清知识分子所谓的“天朝大国”之梦，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些有识之志自觉行动，迅速改变研究策略，大力提倡“实学”，“经之学，不在寻常摘句要为其有用”。

像是清道光年间逐渐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已任的改良派。他们主动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向异域求取新声，大力提倡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从军事和科学上革新中国现状，形成了明末之后又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而梁启超的话，则将清朝思想学术进化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附段是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想学到外国的船坚炮利;第二阶段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体悟到不可能以旧心理运动新制度，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不至于此，梁还说，第一期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而第二期“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几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

伴随着西学东渐潮势的加强，对西学内容的引进也逐渐由科学进化到人文科学，进而到文学，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严复译天演论、法意、群肆已界等，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马君武、苏曼殊等译拜伦，晚清翻译的作品逐渐由对“器”、“末”、“技”的层次上升到法律、思想、哲学、经济、文艺等对“道”、“本”、“艺”的探寻。

从翻译题材体裁到文艺思潮的变化可以将清代的翻译分为三个阶段科技翻译，思想哲学翻译。

李伟将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分为五个章节近代翻译的发轫;实用科学书籍的译介;译书为维新;西学输入的大潮;民主与科学本章节主要锁定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理论，从科学、思想、文学翻译的进化的三个层次来归纳这个时期的翻译史。

首先是蕴酿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有林则徐、魏源、徐继、梁廷枏。马祖毅将林则徐称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

林则徐的话，自是不必多说，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了，字无抚，字步穆，晚号竣村老人，福建候官人。

而且他也是清朝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又被范文澜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从13岁“郡诚冠军”起到54岁以钦差大臣临广东查办海口事物为止，40年仕途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不同于当时的地主阶级，关心国事和民间疾苦，在帝国主义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焚烧鸦片振我中华雄威，打击嚣张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气焰，被视为当时的爱国主义英雄。

比如他主张清政府向西方学习，在广州禁烟期间主张翻译西书，组织翻译英文报纸，了解敌情“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设立译馆，编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